高考改革應延續公平精神

據媒體報道，久受關注的高考改革問題近日再度被提上議事日程。雖然教育部官員稱，媒體披露的改革方案只是建議版本，正式方案的出臺還有待時日，但此消息一出即引起熱烈期待與多方議論，教育部的匆忙澄清，已經在某種意義上說明了改革的迫切性與公眾就改革必要性形成的共識。

回溯歷史，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給一個封閉、割裂、機遇匱乏的社會打開了一個缺口，因而也成為了中國改革史上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這一事件的主要精神力量在于，它使一種公平的價值觀得到復蘇，提供了一條社會上下層之間流動的相對制度化、固定化的渠道，從而產生了更廣泛的“溢出效應”，改變了中國的社會結構和階層關系。

現在，由于高等院校的“擴招”和中國社會的日漸開放，高考所發揮的這一作用已經不似過去那么重要，但它仍然是驗試社會的公平精神、拓寬社會流動的主渠道之一。我們也應從這一點出發，對高考改革的擬議方案進行深入的評估與檢討。因為高考已經不止是一場考試那么簡單，而是背負著重要的社會功能，承載著巨大的社會期待以及近年來因種種弊病而導致的巨大失望，所以，對高考的改革已不能只是技術性的修枝剪葉那么簡單，而是必須對問題的根基有所觸及，以更好地彰顯公平的精神。

從經濟學的視角來看，也許可以將高考理解為人們對于一種稀缺性的教育資源的爭奪，它為這種爭奪提供了一種游戲規則，雖然未盡完美，但畢竟好過純粹的權力邏輯。這一資源的供應者為高等院校，需求者則為全國各地的高中生及其所屬的家庭。

先從需求者的方面看，目前廣泛的“高考移民”現象很好地說明了這些競爭教育資源的人沒有得到公平的待遇：不同省份之間分數線的巨大差異、考試地點與戶籍的掛鉤，必然使成績與能力相同的人無法得到平等的機會，就像一場不公平的拍賣，一些競拍者受寵有加，一些則備受刁難。這種不公，日漸成為公眾對高考制度不滿甚至憤怒的真正根源。在無法改變現狀的情況下，人們只能選擇迎合。從而使掌握較多權勢與財富的公民為其子女贏得了更好的受教育機會，使高考背離了其彌合社會差距的原初價值，而產生了加深社會裂痕的效果。

再從資源的供應者一方看，這一角色一直是由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扮演的，但中國的大學帶有舊體制留下的深深的行政痕跡，還遠遠不是現代意義上超脫的、純教育性的社會機構。行政干預使大學難以提供高質量的、因材施教的教育資源，也滋生了大量的權力尋租與腐敗現象。由此而論，大學的獨立性亟待加強，近年來學界也有學習英美大學自主招生模式的呼聲。但在錯誤的環境下移植某種制度，反而容易產生“畫虎不成反類犬”的效果，讓一些日漸官僚化的大學管理者完全自主招生，反而會加劇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的態勢。故而在推行大學自主招生之前，首要的任務應是建立真正“學術自治”的大學。

現行的高考制度符合中國人的思維習慣，又有古代的科舉作為制度資源，要求取消高考、推倒重來的只是少數人，但這不應成為我們拒絕對高考進行深層次、制度性改革的理由。自19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主義乃至自由主義思潮中，減弱財富與權力的遺傳效果，使貧寒之士可以升居廟堂，富家子弟不得永享祖蔭，一直是一種重要的訴求。如今的中國，更應以這樣的公正價值觀為導向，進一步改革高考制度，提高社會的流動性與和諧穩定。

　　(責任編輯：盧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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