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高考制度體現的是消極公平
最近先是有媒體報道，《中長期國家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將針對高考改革提出3套方案，旋即教育部新聞發言人否認了這個消息。在筆者看來，高考改革問題需要我們轉換觀念，從世界大學和教育發展的角度來思考。而進行這樣的改革，有幾個理論問題需要理解清楚。
如何理解傳統的高考公平問題？筆者以為，傳統高考制度所體現的公平，可以說是一種消極的公平，一則這種公平并不是公眾自動選擇的，而是人們在政治公平、經濟公平、文化公平等社會公平缺失情況下的無奈選擇。假如說社會中存在著健全的政治公平——人們可以自由地競選各級權力機構的領導崗位，可以自如地選擇社會職業，那何必一定要用文憑作為“敲門磚”來獲得這些職位呢？如果社會的薪酬體系是健全的，人們何必一定要通過所謂的名牌大學的學歷來獲得“高薪”呢？如果文化公平是健全的，學生們何必一定要擁擠于高考這個獨木橋上來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呢？人們只是在社會其他方面公平嚴重缺乏的情況下才無奈地接受這種公平的。試想，如果國內并存多種高考方式，學生們還會選擇現在這種高考方式嗎？二則是這種公平是片面的，是以犧牲教育公平來實現的。現實的以“考、考、考”“分、分、分”為基礎的高考方式，對于有自己獨特教育信念和抱負的中小學教師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的教育理想和信念都被以應試為核心的教育方式淹沒了。這種高考方式對追求個性發展的學生而言，也是不公平的，因為他們的學習興趣、學習樂趣都被以死記硬背為基礎的教育方式磨滅和消蝕掉了。有些人極力宣揚的高考是最公平的說法值得商榷。
如何保證高校招生公平原則？有必要說明的是，筆者所主張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是以高校制度改革為前提的，亦即通過教育體制改革實現了高校領導者由教育官員向教育家的轉換。其轉換方式是變“上級任命校長的制度”為“教代會或教授會選舉或聘任的制度”，若不進行這樣的體制改革，高校是無力承擔完全自主招生職責的。改革之后的高校，由于實現了作為“知識共同體”的制度建構，其制度和文化都有了不同的內涵和方向。在這個“共同體”中，校長的產生和監督有一系列的制度來保證，高校內部的所有人員也都成為“共同利益者”，大家共同為高校的發展負責和努力。在這樣的制度下，參與招生的教師必然要為自己置身其中的共同體負責，有哪個教師敢于在自己學校的招生中徇私舞弊而砸自己學校的牌子呢?各個高校立足自己特色的招生方式和錄取標準，將使招生的方式和內容五花八門，也使對學生的要求更加貼近教育本質，從而促進教育的真正進步。試看我國近世的許多學術大師和學界泰斗，不都是在這種自由的招生方式中進入大學、進而成就自己的學術成就的嗎？他們的成功，使我們沒有理由懷疑這種招生制度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有些人擔心一旦取消統一性高考，高校在學生成績沒有統一標準的情況下會無所適從，使高考錄取出現偏差，造成好學生上不了好大學，好大學招不到好學生的現象。對此筆者以為，實行高校完全自主招生，使中小學校中長期存在的應試教育完全消失，將中小學生從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中解救出來，對所有學生而言可以說都是福音，是值得慶賀的事情。
在好學生能否上好學校、好學校能否招到好學生的問題上，有這樣一些問題需要明確：一方面，取消高考并不等于取消了高校招生和中學生升學考試，所不同的只是改變了招生和考試的方式而已。新的招生方式不僅可以消除傳統高考的弊端，也并不影響高校招生和學生升學，相反，還可能使高校招生的方法更科學、更公平、更符合教育規律，中學生更有機會進入自己鐘情的學校。新的高考方式，既可以保留傳統高考方式中的優點，又具有傳統高考方式不具有的長處。
大學能否招到好學生則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本校教師對學生素質的判斷能力。由于沒有統一的高考，因而沒有可比的統一分數線，學生素養的高低全在于招生教師的判斷，從而要求高校必須選聘有真才實學和學識卓著的教師。二是全靠本校長期積聚的社會聲譽和影響力，這要求每所高校的教師都必須珍惜本校的榮譽，并以相應的制度保證不發生損壞本校榮譽的現象。三要靠本校的招生宣傳，要求高校必須改變以往高高在上的態度，放下架子，親切地面對考生，爭取優秀學生的青睞。另一方面，應該明確高校招生主要是為高校選學生，而不是為社會選人才。社會選拔人才完全可以由社會自己去進行，不應該將其要求附著于高考之中。名牌大學的學生畢業后可能待遇比較優厚，但并不是個個都能成為人才。曾經傳遍全國的北大學生賣肉、賣糖葫蘆的現象，更加說明了這個事實。所以，家長和學生不應該將子女成才及輝煌未來都寄托在所謂的名牌大學上，而應該寄托在學生自己的知識學習和品行修養上。
在高教大眾化的背景下，“文憑”的價值會越來越小，有效期越來越短，關鍵還在于個人的能力和修養。高校對學生培養的關鍵，則在于為學生提供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和較多的優秀教師，學生如何學習、修養到什么程度全在于學生自己的努力。由于改變了高考方式，與原來高考模式相配套的許多制度都需要改變，為此，社會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但這樣的代價是值得的。比起錢學森先生所說的“高校沒有培養出創造性人才”的代價，比起現實高考對社會不良風氣推波助瀾所起的消極作用，比起高考改革推動的教育本性回歸的價值和意義，任何代價都是最小的。
(責任編輯：盧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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