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江城——西登嶺——相思埭
從桂林乘車沿機場高速公路西去，約30公里，便到了臨桂縣兩江鎮。說兩江鎮是桂林西部重鎮并不為過。她不但有著名的現代化航空港——兩江國際機場，還有國保級的文物單位——民國代總統李宗仁先生的故居。然而，這不過是發生在現當代的事。其實，早在1000多年前的宋代，兩江城就已是桂林西部的文化中心，當時有名的桂州書院就設在這里。古時的兩江城街市繁華，坐落在鳳凰山前頭，城東有座形狀如犀牛望月的巨石，城西有座俊秀的筆架山，城南有塊酷似雙獅的巨石，城北則有相連的九座勢如奔馬的山嶺沿著義江河一路向前飛奔，兩江城的山川氣勢雄偉，人文底蘊雄厚。
宋朝太平興國四年（公元979年）農歷九月初三夜晚，銀鉤般的新月升上兩江城頭，滿天星星亮得耀眼。一名新科舉人極為興奮地登上兩江城頭，遍觀兩江周圍的雄偉景觀氣勢，激動地吟出一首傳之后世的詩——《九月初三日登兩江城觀新月口占》：
兩江城踞鳳凰頭，街市繁華一水悠。
東去犀牛望明月，西來鐵筆寫春秋。
北驅九嶺如奔馬，南舞雙獅滾繡球。
更得三星齊拱照，登臨欲上攬銀鉤。
這位登上兩江城頭激情吟詩的新科舉人，便是永福籍的舉子王世則，他剛剛在兩江貢院的鄉試中考中頭名舉人。王世則吟遍兩江雄渾的山川氣勢之后，一抬頭，看見天上的福星、祿星、壽星三顆吉祥大星亮得耀眼，令他振奮得欲登臨天宇去攬下那如銀鉤的新月！四年后——宋朝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王世則赴京參加殿試，考中狀元。宋太宗特地為王世則舉行“瓊林宴”慶賀，開創了古代帝王為新科狀元設宴慶賀的先例。
永福縣蘇橋鎮的西登嶺上，也有一處三星拱月的奇觀。在西登嶺龍口庵后100多米處，有一眼長年不涸的山泉，名叫“龍口含珠”。傳說每隔幾年的八月十五夜，又圓又大的月亮高高懸在天上，福星、祿星、壽星三顆大星伴隨在月亮身旁。當月亮和福、祿、壽三顆又大又亮的星星同時映入“龍口含珠”的泉水中時，就形成三星拱月的奇觀，泉水立刻如沸騰一般奔涌起來，而映入泉水中的月亮和福、祿、壽三星的影像竟然紋絲不動。能看到此奇觀的人，可添福、添祿、添壽。
橫亙在臨桂縣和永福縣境內的古桂柳運河——相思埭，像一條巨大的動脈，溝通漓江和柳江水系。《新唐書·地理志》對此有記載：“臨桂縣有相思埭，長壽元年筑，分相思水，使之東西流。”相思埭修通以前，從桂林到柳州坐船須由漓江經梧州再溯西江上桂平，再北上黔江，航路艱險。唐王朝為了加強對嶺南的統治經略兩粵，決定修鑿相思埭。傳說那主持修鑿運河的官員，按照福、祿、壽三星布局，苦心經營。他把運河的中心起點選擇在臨桂縣會仙境內的滾子嶺東南作為分水塘，這個分水塘是筑相思埭，堵相思江水形成的。分水塘面積有30畝，地勢高聳，分水東西流，有福星高照之意。分水塘曾有古廟一座，供奉福神，香火不斷，如今已毀。運河的東西兩端形成“祿”、“壽”二星拱照，頗有經天緯地之勢。運河開通，從桂林坐船到柳州的航程由1000多里縮短為300多里。相思埭由雁山區的良豐經臨桂縣的會仙鎮進入永福縣羅錦鎮，由蘇橋鎮匯入洛清江主干大溪河經大灣溝通柳江。傳說運河修通之時，恰值武則天當政，武則天聞報大喜，便將她當政的年號改為“長壽”（公元692年）。照武則天的意思，她既貴為當朝女皇，已經洪福齊天，祿運到頂，所缺的就是綿長無限的壽運了，所以她要把自己當政的年號改為長壽。相思埭是我國歷史上保留至今少有的古運河之一，表現了古代勞動人民治河的不朽功績。這條運河曾對我國南疆，特別是對廣西的開發和發展起了促進的作用，是廣西著名的歷史文物之一，與興安的靈渠相對應。
相思埭運河不但是溝通漓江、柳江水系的航運工程，民間傳說它還是一條貫通臨桂、永福的巨大文脈。相思埭運河修通后，臨桂縣在唐代先后出了兩名狀元。他們是廣西歷史上第一位狀元趙觀文和唐代著名詩人裴說。接下來在宋代，永福縣出了文武兩位狀元王世則和李珙。
鳳巢山——丹砂井——百壽圖
鳳巢山，又稱鳳山，位于永福縣城中心。山上古木參天，蒼翠蔥蘢，相傳在隋朝大業年間（公元606-611）有一對美麗的鳳凰筑巢棲息在山中的梧桐樹上，因此得名鳳巢山。正所謂“地以文顯，景以文著”，鳳巢山是北宋太平興國八年永福籍狀元王世則的讀書處，現在山上還有狀元巖遺址。鳳巢山又是北宋大觀元年（公元1106年）永福籍武狀元李珙的習武之處。山頂上的那個高87厘米，寬78厘米的掌書石刻的巨大“福”字，相傳就是武狀元李珙用手掌所書。鳳巢山和山中的“福”字石刻，多年來形成的福星文化，成為人們祈福迎祥之地，一向為海內外游客所崇拜。這是永福縣文脈的發祥之地。一山之中，在一個朝代，前后孕育出了文武兩位狀元，這在中國科舉史上是個奇跡！
永福縣百壽鎮的百壽巖，巖中的“百壽圖”是壽星文化的集大成者。
要說百壽巖，須得從我國晉代道教大師、煉丹家和醫學家葛洪說起。葛洪本來在東晉朝廷里做官，因鎮壓農民起義有功，被封為關內侯。但他并不安于高官厚祿，而是一心鉆研道教煉丹術。當他聽說交趾一帶有可煉仙丹的丹砂，便毅然向皇上辭去侯爵、請求到現在的廣西北流縣來做一個小小的縣令（史書上說它“求為勻漏令”，勻漏在今北流縣境內）。他帶著兒子和侄子，千里迢迢南來，途經永福縣百壽鎮（晉代為常安縣），一眼便看中了今天的百壽巖。那時巖中還沒有出現“百壽圖”，也還沒有現在的名稱。葛洪在巖洞前發現一眼井，那井水顏色“殊赤”，井中似乎還有一些閃亮透明呈朱紅色的東西。啊！這不是他夢寐以求的丹砂嗎？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葛洪在巖洞中住了下來，他日汲丹泉水，夜煉還魂丹，著書立說，歷數載而不返。于是，這山，被當地人稱為“葛祖山”，巖被稱為“夫子巖”，井被稱為“丹砂井”，就連葛洪每天攀援上下山的一種山藤，也被稱為“葛藤”。其中，數“丹砂井”的名聲最大。唐代大詩人王維、李白雖然沒到過桂林，但對“丹砂井”卻甚為仰慕。王維有詩：“徒思赤筆書，詎有丹砂井”（《林園即事寄舍弟紞》）；李白有詩：“歸休白鵝嶺，渴飲丹砂井”（《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鵝峰舊居》）。葛洪除了發現“丹砂井”，還發現居住在巖前的一個廖氏家族，一族人都飲用這“丹砂井”中之水，壽皆百歲。還聽說他們族中的長者廖扶，曾活到158歲，被皇帝敕封為“拯危真人”。清代撰修的《永寧州志》（百壽鎮古屬永寧州）記載：“《廣輿記·仙釋門》云：廖扶永寧人，相傳家有丹砂井，一族飲此井者皆百余歲。《抱樸子》亦云，廖扶丹井，一族數百口飲之多壽。”《抱樸子》一書為葛洪所著。
到宋代的時候，“丹砂井”可能還存在。宋紹定年間（公元1228-1234）山東籍進士史謂到古縣做知縣（百壽鎮宋時屬古縣）。他上任伊始，發現當地百姓屢因“丹砂井”發生糾紛，訴訟不斷，時有械斗流血喪命事件發生，便下令遠近村戶每戶推舉一位老者前來協商解決井水糾紛的辦法，以止械斗，安寧縣境。不料，來者竟然有100位，而且全是百歲以上老者。百位百歲老者個個都是智叟，他們給史謂出謀劃策，很快便把困擾地方多年的“丹砂井”水糾紛案解決了。從此，四方安寧，縣境和諧，人壽年豐。史謂有感于此，便邀請當時一批書法名家齊集夫子巖內，大家尋經查典，廣征博引，歷時一年終于創作出了一幅氣勢宏大寓意深刻的“百壽圖”。史謂請來一位叫王黿的摩崖石刻高手，將“百壽圖”鐫刻于巖內石壁頂端，至今已近800年。
“丹砂井”到底湮沒于何時？史無記載。清代撰修的《永寧州志》上說“今井已無跡可尋。”大概“丹砂井”在清代時就已經沒有了，因為清代的文人墨客曾經留下多首尋覓“丹砂井”，望能飲用“丹砂井”水而長壽百歲的詩詞：“舊井丹砂何處尋，橋頭側聽水潺潺”：“獨有丹砂尋不得，歸來依舊白髭鬚”：“廖氏巖前蕪草沒，難覓丹砂”……
雖然歷代文人墨客們苦苦尋尋覓覓，也難覓丹砂井之蹤跡，但百壽鎮一帶卻隨處可見百歲老人。“丹砂井”雖已湮沒無跡可尋，但“丹砂井”卻透過深厚的地層，默默地滲透到了萬戶千家，滋養了這一方得天獨厚的百姓。
八狀元——五上將——兩個文學流派
桂林西部的福星文化和壽星文化，早已聞名遐邇，她的祿星文化也燦爛輝煌。中國科舉制度自隋代大業三年開始至清代光緒三十年止（公元607-1904）共存在了近1300年。科舉考試考中全國狀元的廣西人有史料可查的為10人，其中就有8人出自桂林西部。他們是：廣西歷史上的第一位狀元——唐代乾寧二年（公元895年）乙卯科狀元趙觀文（臨桂縣）；唐末天佑三年（公元906年）丙寅科狀元裴說（臨桂縣）；宋代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癸未科狀元王世則（永福縣）；宋代大觀元年（公元1106年）武狀元李珙（永福縣）；清代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庚辰科狀元陳繼昌（臨桂縣）；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辛丑科狀元龍啟瑞（臨桂縣）；清代光緒15年（公元1889年）己丑科狀元張建勛； 清代光緒十八年（公元1892年）壬辰科狀元劉福姚（臨桂縣）。科舉制度實行近1300年間，全國共中出“三元及第”（鄉試、會試、殿試皆第一名集解元、會元、狀元三種頭銜為一身者）13人，清代僅有兩人，一為江蘇的錢棨，一為臨桂縣的陳繼昌。陳繼昌是中國科舉歷史上的最后一名“三元及第”，真是前有古人，后無來者。
清代共開科考會試112次，中出狀元114名。因順治九年和十二年的會試，分滿漢兩榜，每榜各取滿、漢狀元1名，其后則合為一榜，故清代有會試112次，狀元114人。清代各省考取狀元人數排名前5名的是：江蘇49名；浙江20名；安徽9名；山東6名；廣西4名（全部為臨桂縣人）。這好比開全國運動會，臨桂縣代表隊和全國各省代表隊進行比賽，結果臨桂縣獲全國第五名。如果縣和縣比，在清代，江蘇長洲縣有7名狀元，其中一名“三元及第”，在全國排第一；江蘇常熟縣有6名狀元，江蘇吳縣也有6名狀元，并列全國第二名；臨桂縣有4名狀元，其中一名“三元及第”，排名第三。說臨桂縣是中國的狀元大縣是有根據的。如果以科舉考試的成績來衡量一個地方的文化教育發達程度的話，在清代，桂林西部的文化教育發達程度在全國已處于很先進的地位。
上將，是將軍中最高的軍銜。民國以來，廣西共有12人被授予上將軍銜，而桂林西部就有5位上將。他們是：張其锽（永福縣蘇橋人，曾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后任廣西省長）；李宗仁（臨桂縣兩江人，陸軍一級上將，曾任民國代總統）；白崇禧（臨桂縣會仙人，陸軍二級上將，曾任國民黨軍隊副參謀總長、國防部長）；石覺（臨桂縣宛田人，陸軍二級上將，曾任臺灣國民黨軍隊副參謀總長、聯勤總司令）；李天佑（臨桂縣六塘人，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桂林西部這五位上將的軍政職務都比較高。除了這五位上將，臨桂縣、永福縣在民國以來還出了100多個將軍。
這條文脈上，還出過宰相陳宏謀。陳宏謀是臨桂縣四塘人，清乾隆三十二年任東閣大學士。清沿明制，不設宰相，以內閣大學士理國政，其職權相當于宰相。乾隆皇帝南巡時，陳宏謀以東閣大學士身份代理朝政。這條文脈上，還出過民國代總統李宗仁。
這條文脈上，還出過總督、巡撫、省長。
這條福、祿、壽三星吉祥文脈向我們展示的是一種什么樣的文化現象呢？那就是：考試考中狀元而“三元及第”；為將者而為上將；當官當到宰相、總統；做人做到158歲的老壽星。真是地靈人杰，名不虛傳。這就是桂林西部文脈的神秘魅力。
桂林西部文脈之盛，不僅造就了一批狀元以及將相和總統，還造就了中國文學史上兩個著名的文學流派和一批馳名中國文壇的作家、詩人。這兩大文學流派便是“桐城學派”的“嶺西五大家”和“臨桂詞派”。
“桐城學派”是清代散文中的一個中心派別，屬于當時文壇上的正統，其影響清代文壇200多年，因其創始人方苞是安徽桐城人，故稱“桐城學派”。但“桐城學派”的真正成熟，則是在清代道光中葉以后。“復有朱伯韓、龍翰臣、王定甫、曾文正、馮魯川、邵位西、余小波之徒，相與附麗，儷然各有一桐城派在其胸中。”（《中國近代文論選》下冊第733頁《論桐城派》）在這7名中堅人物中，前三名是廣西臨桂縣的朱琦（字伯韓）、龍啟瑞（字翰臣）以及柳州馬平的王拯（字定甫），第四名是湖南的曾國藩……朱琦、龍啟瑞、王拯能成為“桐城學派”的中堅人物，主要得益于永福人呂璜的教誨。呂璜晚年辭官回鄉后，主講桂林秀峰書院，向他的學生朱琦、龍啟瑞、王拯、彭昱堯（字子穆，廣西平南人）系統地傳授了桐城古文的“義法”，成為“桐城學派”在廣西的奠基人。呂璜嘔心瀝血，把他的這四位弟子培養成“桐城學派”的大家。文學史上把呂璜、朱琦、龍啟瑞、王拯、彭昱堯五人合稱為“嶺西五大家”。在當時中國文壇上有“文章其萃于嶺西”之說，“語海內能文者，屈指必及之。”可見桂林西部這幾位作家當時在文壇上影響之大。
清代中國文壇上最著名的文學流派之一是“臨桂詞派”。“臨桂詞派”的代表人物為王鵬運、況周頤、劉福姚，他們三個人都是廣西臨桂縣人，是清末詞壇最著名的詞作家。王鵬運的詞作除了嚴于格律外，還有重、大、拙三大特點。他填詞的這三大特點，曾被推為詞學的標準，為“天下所宗仰”。王鵬運著有《半塘定稿》，他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從元到清詞作能迅速反映國家大事且作品較多的第一人。
況周頤，他“癖詞50年”，與臨桂同鄉王鵬運同創“臨桂詞派”和“重、大、拙”詞學理論。主要著作有《蕙風叢書》34卷，其中最負盛名的是《蕙風詞》和《蕙風詞話》。與況周頤同為清末四大詞人的浙江人朱祖謀，曾推《蕙風詞話》為千古以來之絕作。
劉福姚是廣西最后一名狀元，是“臨桂詞派”的重要詞人之一。當八國聯軍侵陷北京，滿朝的權貴大臣紛紛跟著慈禧太后狼狽逃跑的時候，劉福姚沒有走。他說：“為官可以無祿，不可無骨！”他寧死不離開京城。面對殘暴的侵略者，他沒有槍去反抗，但他卻有一枝筆去戰斗。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劉福姚同著名詞人浙江吳興人、曾任禮部侍郎的朱祖謀及著名詞人、臨桂小同鄉、曾任禮部給事中的王鵬運等人在一起，創作、填寫了大量帶有伸張民族正義、反抗侵略、討伐侵略者、歌頌歷史上抗御外侮、寧死不屈的英雄人物的詞作品，集成一部《庚子秋詞》，共收集了劉福姚、王鵬運、朱祖謀三人當時所創作、填寫的詞作350多首。這些作品被后來的學者譽為“反侵略文學”。劉福姚著有《耐庵集》傳世。
桂林西部民諺：“三星亮，狀元出；三星明，將相興。”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源遠流長，瑰麗燦爛。以“福、祿、壽”為代表的三星吉祥民俗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反映了人民群眾熱愛和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良好愿望，因而在中華民族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流傳而經久不衰。桂林西部的文脈中，涌動不息的正是“福、祿、壽”三星吉祥民俗文化的精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