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談高考:為了當官考清華 為了發財上北大
“我們的一些大學，包括北京大學，正在培養一些‘精致的利己主義者’，他們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體制達到自己的目的。這種人一旦掌握權力，比一般的貪官污吏危害更大。”北京大學錢理群教授在武漢大學老校長劉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語驚四座。這段話被參會嘉賓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轉發3.5萬次。
錢先生的話，在網絡上遭遇不同的解讀，有的表示贊成，認為錢先生說出了對當前大學教育的憂慮；有的則表示反對，認為“偽利他主義”比“精致的利己主義者”更可怕，作為長者，不應該一味批評青年人，而應該理解青年人所處的現實環境。
討論任何話題，都需要語境，錢先生說上述這番話，是在“《理想大學》專題研討會”上——這個會議本來我也要參加，只是臨時有事未能出席——因此，話題必然圍繞如何建理想的大學。就這個話題，我們每個人不妨問問自己：我們心目中理想的大學是什么模樣？現在的大學和大學生，已經達到“理想”的境界了嗎？
對于教育話題的討論，我有一個總體的感覺是，每當涉及到對教師和學生問題的批評時，總會遭到輿論的“反彈”，比如，說教師急功近利，缺乏教育理想和學術理想；批評學生完全是“工具理性”，沒有理想抱負，都會遭到質疑：教師能不急功近利嗎？學生能有“工具理性”已經不錯了。
如果都以這樣的態度來分析我國的教育問題，那么就會出現這樣的局面：問題都是別人造成的，與自己無關，于是大家心安理得地容忍自己身上的問題。如果每個教育中人（或與教育相關者），都以這樣的態度對待教育的問題，那么，可以肯定地說，我們將很難出現“理想的大學”，我們對大學的期待就越來越低。這次圍繞錢先生談話的爭議，也是這種困境——你在談大學的理想，大家卻覺得現在大學連底線都不夠，或者說能做到底線已經不錯了。以理想的眼光看問題，大學中諸多事，難以容忍，而以底線的眼光對待，能有一點羞恥心，已是難能可貴了。人們的恥感，也就是這樣一步步消失的。
接受大學教育，有雙重的價值，一是功利的價值，即提高工作的技能，由此找到好的工作，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二是非功利的價值，即提高個人的修養，發展、完善自我。目前我國的大學教育，幾乎只剩下功利的價值，非功利的價值，既被大學校方拋棄，也被教師、學生拋棄，甚至被社會拋棄。
這樣的大學，對社會的價值，是十分有限的，她很難成為社會的燈塔，引領文化的發展。由于一心追求功利的價值，大學的獨立性必然喪失——這正是大學存在的最大理由——而變為圍著社會需求轉的職業培訓所。不幸的是，我國所有的大學，包括北大、清華在內，都加速朝職業培訓所發展，要從職業培訓所里走出科學大師，人文巨匠，鮮有可能。
更不幸的是，在功利的社會環境中，人們似乎也接受了北大、清華這樣的“辦學定位”，選擇北大、清華的理由，已經心照不宣：為了當官（清華以培養了多少省部級高官為榮），為了發財（北大以培養了多少富豪為傲）。
很多人說，選擇當官、選擇發財，何錯之有？這當然沒錯，但這不是一所理想大學及其學生的品質。何為理想的大學，大約在一個世紀前，北大老校長蔡元培先生已經說得明明白白。
蔡元培說，“諸君來此求學，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與否，必先知大學之性質。今人肄業專門學校，學成任事，此固勢所必然。而在大學則不然，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于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所以諸君須抱定宗旨，為求學而來，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
如果蔡元培先生活到現在，“入法科者，均為做官；入商科者，均為致富”，且北大以之為傲，可能會發出感慨，何辦此大學？——不要大學，只要有官場，就會有官；只要有商場，就會有大款。這不是大學的作為，而是把大學作為了做官、致富的工具。
我國要出現理想的大學，需要回歸對理想大學的認識。爭議是做“偽利他主義者”好，還是“精致的利己主義者”好，這已經把大學降低到了底線之下，就好比討論兩個惡習，有一種惡習的人比另一種惡習的人好，結果是越來越壞。這種爭議本身，已經反映出社會對理想的大學基本不抱希望，這其實是阻礙“理想大學”的最大力量。
理想的大學，孕育在對“大學”的理想追求中，不管現實環境如何，這種理想都不能泯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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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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