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金領族：最多一月能賺3萬

　　在如今的大學校園里，有些學生為明天的早餐發愁，有些學生為了大學學費和父母打官司的時候，卻有一些學生依靠自己掌握的專業技能，將知識轉化為財富，通過自立打造貴族生活，成為校園里的“金領”階層。

　　最多一個月賺3萬元的校園"另類"

　　為了登上“新東方”的講臺，現在中國政法大學讀邏輯學專業研究生的小娜通過了四場試講。邁過這個“坎”對小娜來說意味著月薪最低也有5000多元。后來，隨著錢包的日益鼓脹，她過上了其他同學望塵莫及的“貴族”生活。小娜已經幾個假期沒有回過老家，她說，除了誘人的高薪外，她也著迷于同他人分享知識的感覺。

　　“我是學校的另類。”小娜說這番話時表情里有一種得意的味道。2003年1月16日下午，在北京市學院路中國政法大學的一間宿舍里，記者面前的小娜打扮得很隨意，黑色的緊身上衣，水洗布的休閑褲子，燙過的頭發倒是精心修飾過。小娜示意記者在她附近坐下，因為她最近感冒，再加上抽煙的緣故，所以嗓子不太好。

　　小娜雖然在別人面前仍稱自己是“窮學生”，但她卻有著每月高時3萬元、低則5000元人民幣的收入。這樣的收入不僅讓她的同學們羨慕不已，甚至也會讓一些外企白領刮目。沒有人懷疑，現在正在念中國政法大學邏輯學研究生的小娜已經過上了小康生活。

　　小娜的高收入是因為她在北京著名的新東方學校當兼職英語教師，為此她已經幾個假期沒回過在哈爾濱的家了。今年她還是選擇了在北京過屬于自己的春節。寒假里，她要在“新東方”輔導高中生的高考英語，一天上10個小時的課。“這意味著我又要有一筆不菲的收入。”

　　小娜很健談。她靠在椅子上、手里拿著根鉛筆，像指揮家揮舞的指揮棒。小娜告訴《法律與生活》半月刊的記者，正因為她自己在“新東方”學習GRE時，一起學習的同學都說她的侃風像“新東方”一位很有名的英語老師，所以她才想自己也在“新東方”教英語。

　　“優秀是一種習慣，我自己走過的20多年人生歷程證明這句話是對的。”在大學三年級的暑假，小娜曾在一家房地產公司實習。暫住在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她每天擠公共汽車到實習單位上班。小娜說，那種感覺她永遠難忘。“我只在那家公司實習了四天，就不去了。我發誓以后再也不擠公共汽車去上班。”說這句話的時候，她一直揮舞鉛筆的手臂停了一下。

　　小娜之所以當初選擇在“新東方”教英語，無非是看中了它高昂的收入。她想在兩三年內賺上一筆錢，然后拿著這筆錢到美國讀法律。

　　如今，小娜的收入不僅可以支付她的學費，而且使她比其他同學更早地過上了“小資”生活。她的生活方式是每個月都把錢花個精光，然后再去賺下個月的錢。她不像其他同學花幾元錢租影碟在電腦上欣賞，她可以拿出幾十元甚至上百元去看電影《英雄》的首映式、體味話劇的高雅、演唱會的激情。她也可以在一天的時間里花1300元錢買一套蘭蔻化妝品。小娜告訴記者她喜歡欣賞，買書和時裝都是她的愛好。她的衣柜里上千元的衣服有好幾件。“說實在的，錢對我的意義不大。”除了自己花銷外，她還負責妹妹在北京念書的一些花銷。“不是夸口，就是我父母，我現在都可以養他們。”小娜說，家里很殷實的她從小就沒缺過錢花，現在賺錢是因為這是她能力的一種體現。

　　作為即將畢業的學生，她并不像班上的其他同學正在應聘和面試之間奔走。在同學趕場似地參加一場場招聘會的時候，她卻在和朋友滑雪。

　　小娜的生活在她的同學中，絕對可以稱得上是“貴族”了。對于和同學間過于明顯的反差，小娜覺得花自己賺的錢，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

　　小娜的父母也知道她現在的生活。除了告誡她要注意身體外，父母沒有干預過她的事情。

　　有著高額打工收入的小娜并不贊成現在的大學生外出打工。她認為除非家境的確太困難，你可以勤工助學。如果只是想體驗，就大可不必。“大學的生活是很重要的，應該好好珍惜時光，畢業后再體驗社會絲毫不遲。”

　　在即將結束談話時，小娜說，她并不在乎別人的看法，但還是不希望讓自己顯得過于張揚，所以希望記者不要用她的真實姓名。

　　花6000元和女朋友去香格里拉

　　一心想從事記者職業的蘭州大學新聞系學生張垠選擇了來媒體發達的北京實習。通過實習，張垠不僅驗證了自己的能力，還有了不菲的收入。2002年暑假，他用實習得到的稿費，和女朋友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香格里拉。

　　2003年1月15日，記者在公主墳附近的麥當勞里見到了一身休閑裝的張垠(化名)。張垠低沉且有點沙啞的嗓音和他年輕的外表似乎不太相配。剛一坐好，他就向記者展示了剛換的三星彩屏手機。記者知道這款手機的市面價格是4000多元。

　　就讀于蘭州大學新聞系的張垠現在北京一家新聞媒體實習。如今他的月收入可以達到3000元左右。由于他實習表現優秀，所以做節目的機會比較多。今年過年，張垠說他準備不回家了，趁著假期，他打算再多賺點錢。

　　身為獨子的張垠家境還不錯。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時候，張垠還主要靠父母來供養。大三以后，他就開始靠稿費養活自己了。

　　由于專業的原因，張垠可以較多地參加社會實踐，有比較充裕的實習時間。“自己賺的錢，花起來比較舒心。”其他同學不常買得起的雜志和書，他可以毫不猶豫地買下來跟同學分享。他也在同學中最早買上了筆記本電腦和最新款的手機。

　　“我賺了錢除了給自己買點東西外，最想做的就是跟朋友分享，經常跟同學去‘泡吧’，我幾乎請過班里所有的同學吃飯！”他很開心地笑著說。與朋友一道吃飯，拒絕朋友掏錢的惟一理由，是張垠的一句反問：“你有我掙得多嗎？”

　　當然，最讓他得意的還是2002年暑假，賺了一筆錢以后的張垠和女朋友一起去了向往已久的云南省香格里拉旅游，雖然兩個人的花費超過了6000元，但他覺得很值得。

　　“我現在賺多少花多少錢沒什么顧慮，是因為我有充足的自信，我有能力在以后賺到更多的錢。”說這話的時候，張垠似乎有一種做新聞記者的理性。

　　不像其他學生，張垠很反感稱自己為窮學生。“我現在不應該用‘窮’來形容吧？”

　　實習打工賺來的錢在張垠看來似乎算不了什么，他說他有不少同學都有這種賺錢的機會，只是根據能力和機遇的不同每個人的經歷不盡相同。

　　但是相比起賺錢，張垠說他更看重的還是這些親身體驗的機會，“實踐中所獲得的一些寶貴的經驗是比金錢更為重要的東西，對新聞學這個專業的學生來說，在保證學校學習的前提下，多一點實踐的經驗，早一點的融入社會，無論對將來找工作還是對自己的成長都是有好處的。”

　　花自己掙的錢很快樂

　　曾經想白手創業的北京郵電大學計算機網絡專業的學生郭健在理想與現實中，還是選擇了后者。如今，他一面在學校實驗室里做課題，一面利用所學技能從網絡公司里拉項目做。郭健可以在兩個月的課余時間里掙16000元，也可以在假期瘋玩一番。在張弛有度的生活節奏中，郭健說他是在用知識創造財富和點燃激情。

　　2003年1月17日，冬日陽光明媚的午后，在北京郵電大學校園里的一個長椅上，郭健對《法律與生活》半月刊的記者說，他剛做完了一個網絡方面的小項目，賺了16000元，當然他用盡了將近兩個月的課余時間。

　　由于在學校實驗室很難有商業性的開發項目，郭健都是通過學校BBS提供的兼職帖子去尋找打工機會的。假期里，他會到一些IT業的小公司里做半職。除了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外，郭健更看重的是在這類公司里培養在學校無法學到的技術能力、溝通能力以及協作能力。

　　郭健說，他們學校的老師也鼓勵他們多到中關村的IT小公司里看看。在畢業求職中，很多公司更看重一個人的實際動手能力。

　　對于曾掀起的大學生創業熱，在理想與現實之間，郭健感到自己與社會的接觸太少，創業需要多方面的資訊，雖然自己對于技術、學術方面的資訊了解不少，但對市場信息的掌握卻寥寥無幾。“沒有經驗的積累，創業實際上是獨木難行。我覺得到公司里從基礎學起更為現實。”

　　掙錢花錢對于郭健而言只是生活中的一種態度。在課余時間里，找到既能發揮自己才能又可以掙到錢的一份工作，然后全身心地投入，這是對能力的挑戰，是緊張也是刺激。工作之后獲取報酬，把錢花在自己最喜歡的興趣愛好上，這是緊張過后的放松，是為下一次拼搏積蓄能量。“在這樣一張一弛中，我是在體味生活，享受生活。這樣，我感到有活力。”他說。

　　如今，“大學生‘賣身’求學”、“大學生討要學費狀告生父”類似題目越來越多地出現在各種報道中。媒體也展示了許多貧困大學生和其父母為高昂學費歷經的血淚故事。然而《法律與生活》半月刊記者在采訪中卻發現，在有些學生為明天的早餐發愁，有些學生為了大學學費和父母打官司的時候，卻有一些學生依靠自己掌握的專業技能，將知識轉化為財富，通過自立打造自己的貴族生活，成為校園里的“金領”階層。他們中不乏家境殷實，但卻不想花父母錢的人。

　　“校園金領”雖然仍是少數派，但這一階層的比例正在逐年增多。不像上個世紀80年代的大學生著迷于尼采、薩特的西方學派，整天呆在圖書館、實驗室加重自己的眼鏡厚度。當今的大學生更像“實利主義者”，他們中的一部分人提倡自立、主張消費、享受生活。炒股、開小店、編書寫書、軟件開發、創意設計，最近幾年很多學生不僅僅通過做家教掙辛苦錢了，打工掙外塊的形式越來越多樣、目的也越來越明確。

　　對此，在大學教書的王百娣女士說，現在社會上具有高學歷沒有一技之長的人很多。在時代的挑戰下，大學生們每個人都設定了自己的發展軌跡。社會環境的開放也為大學生走向自立提供了客觀條件。利用在學校所學的知識和技能掙錢豐富自己的生活，滿足物欲的同時又有精神的享受。當然這也要看個人素質，要把握好一定的度，不能荒廢自己的學業。

　　在國外，上大學后，大多數學生都是自己打工掙錢解決自己的生活費和學費。在北京語言大學來自美國的留學生保說，美國學生的自立意識都很強，他在中國所有的開銷都是他自己在美國打工掙的：“如果你花自己掙的錢，你怎么花都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