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位高校負責人熱議高考招生公平
2005-03-14 13:38:10
來源：新京報
“本科生招生應該與研究生招生一樣，全國統一分數線。”談及高校招生指標各地不均衡的問題時，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表示。
昨日，針對全國政協委員李文志“高招指標分配不能地域歧視”的提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9所著名高校的負責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招生指標確實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現象，但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上海市對復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復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數相對要多一些。”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坦言，高校在一定的自主權限內，一般都會優先考慮高校所在地。不過，相關高校也表示，高校指標分配是否公平很難用一個絕對的標準來衡量。
“按照人口比例來平均分配就叫公平？”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王大中認為，雖然各地招生指標不均衡的情況客觀存在，但公平的問題也不能極端化。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也不贊同李文志的觀點，“那樣的話，沿海地區、教育發達省份的學生都能考上北大，而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區的學生就非常困難。”
許智宏認為，這也會導致另外的一種不公平。對于縮小高招指標分配地域差別的問題，許智宏和王大中開出的“藥方”是，必須要對高考進行改革。“不能以一張卷子來衡量一個學生。”王大中表示，可行的辦法是對學生面試。
但對每個學生進行面試是不現實的。“教育行政部門運用宏觀調控，調節全國各地的招生指標。”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認為，這樣會盡量公平一些。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
高招指標分配不可能絕對公平
許智宏認為在高考改革之前，只能維持現狀
新京報：北大招生指標是怎么確定的？
許智宏（以下簡稱許）：北大的招生指標我們自己制定的，多少年來一直延續下來面向全國各省、市、區，每年都有一個不大的調整。
新京報：分配的名額是依據什么？
許：我們的分配是根據各個省的人數比例，當然也有歷史上的原因，對教育發達的省份我們會適當多一些。在我們沒有更好地高考改革方案之前，我們只能這樣保持，不可能絕對公平。
新京報：我們注意到，北京大學在北京的招生指標比其他地方多很多，這是為什么？
許：北京市政府對北大的建設給予了一定的支持，我們在招生時適當有所傾斜。
新京報：全國各地高考錄取分數線相差很大，這是不是教育的不公平？
許：什么叫公平，我們保障每個省都有人到北大來讀書，這也是公平。如果全國各地統一錄取分數線，那西藏的學生就沒有辦法讀北大了。西藏和新疆的教育水平確實很低，但是北大每年必須確保西藏、新疆等落后地區的學生能到北大讀書。
新京報：全國政協委員李文志提議，高考錄取應取消地域差別，全國各地統一高考題，統一分數線，您怎么看？
許：不可能。那樣的話，沿海地區、教育發達省份的學生都能考上北大。西藏考來的狀元是500多分，而我們沿海發達地區考600多分的學生有一大堆。我們需要確保每個省都有最好的學生能進入國家最好的大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教育是公平的。
新京報：前幾年，青島三名高三學生以平等受教育權為名狀告教育部，說她們在山東的分數來北京考可以上大學，可是在山東連電大都考不上，您怎么看？
許：北京市的學生考普通的市屬院校確實分數較低，但要考北大清華還是很難的，需要600多分。我們國家重點大學的教學質量是必須要確保的。其實，我覺得人口大省應該更多地發展教育。
山東和河南都是人口大省，特別是山東，它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經濟大省的地位不相稱，應該大力發展高等教育。
專訪之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王大中
是否公平沒有絕對衡量標準
王大中稱，按照人口比例定招生指標是不可能的
新京報：清華大學每年在北京和外地的招生名額大致是怎么分布的，有沒有差別？
王大中（以下簡稱王）：清華在全國各省市招生名額是有差別的。在北京我們要招得多一些，每年大概在300人左右，其他大的省一般每年招100個左右，像貴州、四川這些省可能就要少一些。
新京報：招生名額的指標是怎么確定的？
王：這個指標的確定有幾個方面的因素。首先，招生中考慮的因素主要是生源。清華通過多年來的招生經驗，基本上可以確定哪些地方的生源要更好一些。北京招生名額比較多，我想有三個原因：第一，清華大學位于北京，受到北京市和教育部的雙重領導，清華大學與北京市有一個共建協議，北京市為清華大學的發展投入了很多支持，當然清華也應該為北京做一些貢獻。
第二，多年來清華在北京的招生名額基本保持了一貫性，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原因。另外，北京的生源也是比較好的。
新京報：一個地方生源的好壞有沒有一個標準？
王：當然有，我們經過這么多年，可以看到哪些重點高中培養的學生各方面素質比較高一些，基礎打的比較好一些。現在還主要是根據我們長期積累的經驗。
新京報：您是否認為各地招生指標的差距存在不公平的現象？
王：我個人認為沒有什么公平與不公平，因為清華在每個省里分配的名額都是比較少的。對于清華、北大、復旦這些國內頂尖高校來說，給一個省100個名額，給另一個省50個名額，哪個公平，這不好說，沒有一個絕對的衡量標準。這些大學希望吸收的學生都是拔尖的學生，這些學生的高考水平是差不多的，也有偶然性。
是不是把指標按照所有人口的比例來平均就叫做公平？這是不可能的，不要把公平的問題極端化。
新京報：但是各地招生指標不均衡的情況還是客觀存在的，是否反映了高校招生的缺陷？
王：要說高校招生存在問題，我覺得首先就是高考的問題。將來更好的辦法是對學生進行全面的考查，而不是從高考的一張卷子來判斷學生。比如對報考清華的學生進行“面試”，但在現在的條件下還不太現實。
新京報：清華大學在各個地區的招生指標未來是否會進行逐步調整？
王：招生指標是一個長期比較確定的格局，很難改變。
專訪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
高校招生自主權并不大
朱清時認為，招生名額分配須遵從教育部方案
新京報：中科大在安徽的招生名額與外地招生名額分布有沒有差距？
朱清時（以下簡稱朱）：中科大每年招收1800個學生，其中大約300多在安徽招收，大概占六分之一。
新京報：在安徽招生比例相對高一些，這個指標是怎么確定的？
朱：其原因是安徽省的中學生對中科大又熟悉，出于提高生源質量的目的，我們自然愿意在安徽多招一些。
新京報：在其他地方的招生名額通過什么標準確定的？
朱：我們的招生名額分配，首先是遵從教育部的招生方案，各個學校根據這個方案再來安排自己的方案。各個學校總的招生人數是教育部確定的，而在各個省市招生多少也是基本由教育部批的。
新京報：學校有沒有自主權？
朱：學校有一定自主權，但自主權不大。比如去年中科大計劃在山東招60人，但發現報考學生的分數出現了很大的鴻溝。我們本來想減少10個招生指標，由于教育部和山東省不同意，我們還是得按原來的計劃招生。
專訪之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
內地省份招生應增大比例
王生洪坦言，復旦在滬招生比例與當地投入有關
新京報：復旦大學去年在全國招生比例是多少，其中上海招收名額有多少？
王生洪（以下簡稱王）：復旦每年通過統一高考大概招收接近3000名本科生，六七年前，復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大概占到20%多，現在在上海的招生比例達到了40%.新京報：為什么在上海的比例如此之大？
王：上海市對復旦的支持非常大，在科技項目、產業項目，以及土地等方面都給了復旦極大的支持。
新京報：您覺得現在的名額分配是否存在對內地省份學生不公平的現象？
王：我覺得應該做些調整，但調整的幅度多大為好，我還沒有做具體的研究。總的來說，對內地省份的招生比例應該增大。
新京報：您覺得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王：可以由教育部牽頭，協調地方和高校，逐步、穩定的調整高校招生名額分配指標。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
高校很難改變城鄉錄取差距
紀寶成表示，學校不可能制定城市和農村的招生比例
新京報：人大每年的錄取指標由誰確定？
紀寶成（以下簡稱紀）：學校在每個省的錄取指標是由學校定的。
新京報：每年的錄取指標按照什么標準定？
紀：按照每個省的考生人數、考生質量、生源情況等確定，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基數。如果擴大招生可能是每個省都增加一些指標。這個招生指標不可能影響農村與城市的學生比例。人大在北京招生的比例并不高，大概是17%.新京報：招生指標的存在，您覺得是否合理？
紀：不存在合不合理的問題，因為造成原因不清楚。
并不是學校有意不錄取農村的學生，它有可能是兩種原因，一種是考生自己不報，一種是考生成績不行。農村的教育質量不是很好。
新京報：會不會有學生因為招生人數太少而不報？
紀：農村學生入學比例在下降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我們學校已經在研究這個問題，它怎么造成的，是他們不報志愿，還是考生成績差，究竟什么原因不太了解。
新京報：怎么縮小這中間的差距呢？
紀：農村考生錄取得少，學校是被動的，學校也無能為力，因為錄取考生是按成績的。學校不可能制定某個省城市和農村的招生比例，這是計劃經濟的做法，有違教育公平的原則。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
教育質量相等才可實現招生公平
潘云鶴稱，短期內實現需要中央與地方協調
新京報：浙江大學的高考招生指標是如何在全國分配的？在本省招收的生源占多大比例？
潘云鶴（以下簡稱潘）：浙江大學在浙江本省招生的比例偏大，一般每年招收超過3000人，其他各地區每年招生不到100人。
新京報：浙江大學的高招指標是誰定的？制定的依據是什么？
潘：浙江大學的這個指標原則上是由浙江大學定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省里對我們是有要求的，就是現在浙江大學在浙江省招生每年已經接近70%了，省里還不滿意，還在給我們施加壓力，希望把這個比例再提高一些。
新京報：您認為目前這種狀況合理嗎？
潘：浙江大學在浙江多招一些學生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說不合理。浙江省給了浙大很多經費、土地，幫助浙大建到這個規模，浙大為浙江省多培育一些學生也是應該的。
新京報：那您覺得這種狀況怎樣才能得到改善？
潘：我認為國家重點大學的本科生招生應該與研究生招生是一樣的，全國統一分數線，這樣就比較好辦；另外的一種方式是讓各所大學自主招生，大家就不用再進行比較了。但是這樣改了之后對北京、上海明顯是不利的，而且對寧夏、青海等教育欠發達的西北地區也很不利，我們目前的招生政策最照顧的應該是他們，他們目前的考分是很低的，如果按照全國統一的分數線，他們的考生肯定一個也考不上了。
所以，如果要從根本上改善這種狀況，實現招生公平，要使全國的教育質量統一在一個水平上。至于高考招生指標分配要全國平均，短期的實現可能需要中央到省里來協調了。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唐曉青
通過人才流動改善教育不均衡
唐曉青希望國家出臺政策引導畢業生流向西部
新京報：最近有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重點高校在農村地區招錄的考生比例下降。
唐曉青（以下簡稱唐）：這個和各個學校的招生重點有關。比如我們學校是希望為國家航空工業提供更多的人才，可能在航空工業聚集的城市會擴大招生。
新京報：這個局面會改變嗎？
唐：現在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學校想法，都是在貧困地區和西部地區增加招生人數。盡管過去基數很小，但是現在都是陸陸續續增加。
新京報：過去西部地區招生基數很小，通過逐年增加比例的方式會不會難以改變這個招生布局？
唐：過去西部一些省區可能只招幾個，現在變成招十幾個、幾十個，肯定是難以改變的。每個學校肯定有幾個招生數量比較少的區域，我想這種狀況社會應該是能理解的。
新京報：這樣會否導致教育不公平呢？
唐：這個倒不會。因為國家制定整體規模時，我相信它已經考慮到區域差異。
新京報：目前的現狀是，優質教育資源都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如果通過西部院校自己發展會不會難以達到資源平衡的效果？
唐：我們對西部地區都是有傾斜政策的，在那里的招生分數可能比其他地區低一點。近期西部可能對人才的需求量會更多，但不見得必須是西部出來的人才流回西部。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指可以通過人才流動來改變這個局面嗎？
唐：我們希望國家能出臺人才政策，引導本科畢業生和研究生流向西部，流向國家真正需要的地區、行業和部門。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顧海良
高校布局不合理導致招生不公平
顧海良認為，高等教育資源需重新合理配置
新京報：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熱論教育公平，你如何理解？
顧海良（以下簡稱顧）：現在討論的教育公平是建立在四大不公平的前提上的，包括考試制度不合理、社會經濟實際差距、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國民教育體系未建立。在這種前提上談公平是找不到出路的。
新京報：武大的招生指標是怎樣的？
顧：武大每年招生7千人，有一半是湖北人。
新京報：這樣合理嗎？
顧：這是因為我們落在湖北省。這就是我說的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不能在不合理的前提上談公平，我們只能重建一個合理的高等院校布局。
新京報：部屬高校在招生時要給當地傾斜政策嗎？
顧：我落在湖北，肯定要用一半的指標招收本地學生，滿足本地的需要。
新京報：你覺得如何才能改變農村和城市地區考生入學比例不一樣的局面？
顧：只有經濟發展，如農村經濟水平提高，國家財政投入加大，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合理，才能改變現在大家看到的表面的不公平。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
統一分數線很難操作
侯自新認為，用指標衡量招生公平問題不可行
新京報：南開大學每年招多少天津學生？
侯自新（以下簡稱侯）：南開每年的招生中大概接近1/4是天津的考生。
新京報：這種高考招生指標是由南開大學來制定嗎？制定的依據是什么？
侯：重點高校的高考招生指標是由教育部宏觀指導的，另外與當地政府也有一個溝通，南開大學每年都會根據天津市發展的需要做一個調整，也會根據考生報名的情況，我們要維持考生一定的水平。
新京報：您覺得這種高考指標分配的狀況合理嗎？
侯：歷史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分配框架，我們要尊重它，很難來評判它的絕對合理。但從整個大視野來看，確實有這個問題。
新京報：您覺得這種狀況在未來有望得到改善嗎？
侯：歷史上形成的東西要完全推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說全國一個分數線來招生可能會避免這個問題，但是這是很難操作的，全國的教學質量和考題都是不一樣的，非要拿一個指標來衡量招生公平問題，這是不可行的。
昨日，針對全國政協委員李文志“高招指標分配不能地域歧視”的提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9所著名高校的負責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招生指標確實存在各地不均衡的現象，但短時間內很難改變。
“上海市對復旦的支持非常大，所以復旦在上海的招生人數相對要多一些。”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坦言，高校在一定的自主權限內，一般都會優先考慮高校所在地。不過，相關高校也表示，高校指標分配是否公平很難用一個絕對的標準來衡量。
“按照人口比例來平均分配就叫公平？”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王大中認為，雖然各地招生指標不均衡的情況客觀存在，但公平的問題也不能極端化。
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也不贊同李文志的觀點，“那樣的話，沿海地區、教育發達省份的學生都能考上北大，而西藏、青海等西部地區的學生就非常困難。”
許智宏認為，這也會導致另外的一種不公平。對于縮小高招指標分配地域差別的問題，許智宏和王大中開出的“藥方”是，必須要對高考進行改革。“不能以一張卷子來衡量一個學生。”王大中表示，可行的辦法是對學生面試。
但對每個學生進行面試是不現實的。“教育行政部門運用宏觀調控，調節全國各地的招生指標。”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認為，這樣會盡量公平一些。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北京大學校長許智宏
高招指標分配不可能絕對公平
許智宏認為在高考改革之前，只能維持現狀
新京報：北大招生指標是怎么確定的？
許智宏（以下簡稱許）：北大的招生指標我們自己制定的，多少年來一直延續下來面向全國各省、市、區，每年都有一個不大的調整。
新京報：分配的名額是依據什么？
許：我們的分配是根據各個省的人數比例，當然也有歷史上的原因，對教育發達的省份我們會適當多一些。在我們沒有更好地高考改革方案之前，我們只能這樣保持，不可能絕對公平。
新京報：我們注意到，北京大學在北京的招生指標比其他地方多很多，這是為什么？
許：北京市政府對北大的建設給予了一定的支持，我們在招生時適當有所傾斜。
新京報：全國各地高考錄取分數線相差很大，這是不是教育的不公平？
許：什么叫公平，我們保障每個省都有人到北大來讀書，這也是公平。如果全國各地統一錄取分數線，那西藏的學生就沒有辦法讀北大了。西藏和新疆的教育水平確實很低，但是北大每年必須確保西藏、新疆等落后地區的學生能到北大讀書。
新京報：全國政協委員李文志提議，高考錄取應取消地域差別，全國各地統一高考題，統一分數線，您怎么看？
許：不可能。那樣的話，沿海地區、教育發達省份的學生都能考上北大。西藏考來的狀元是500多分，而我們沿海發達地區考600多分的學生有一大堆。我們需要確保每個省都有最好的學生能進入國家最好的大學。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的教育是公平的。
新京報：前幾年，青島三名高三學生以平等受教育權為名狀告教育部，說她們在山東的分數來北京考可以上大學，可是在山東連電大都考不上，您怎么看？
許：北京市的學生考普通的市屬院校確實分數較低，但要考北大清華還是很難的，需要600多分。我們國家重點大學的教學質量是必須要確保的。其實，我覺得人口大省應該更多地發展教育。
山東和河南都是人口大省，特別是山東，它的教育水平和人口經濟大省的地位不相稱，應該大力發展高等教育。
專訪之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名譽主任王大中
是否公平沒有絕對衡量標準
王大中稱，按照人口比例定招生指標是不可能的
新京報：清華大學每年在北京和外地的招生名額大致是怎么分布的，有沒有差別？
王大中（以下簡稱王）：清華在全國各省市招生名額是有差別的。在北京我們要招得多一些，每年大概在300人左右，其他大的省一般每年招100個左右，像貴州、四川這些省可能就要少一些。
新京報：招生名額的指標是怎么確定的？
王：這個指標的確定有幾個方面的因素。首先，招生中考慮的因素主要是生源。清華通過多年來的招生經驗，基本上可以確定哪些地方的生源要更好一些。北京招生名額比較多，我想有三個原因：第一，清華大學位于北京，受到北京市和教育部的雙重領導，清華大學與北京市有一個共建協議，北京市為清華大學的發展投入了很多支持，當然清華也應該為北京做一些貢獻。
第二，多年來清華在北京的招生名額基本保持了一貫性，這也是一個歷史的原因。另外，北京的生源也是比較好的。
新京報：一個地方生源的好壞有沒有一個標準？
王：當然有，我們經過這么多年，可以看到哪些重點高中培養的學生各方面素質比較高一些，基礎打的比較好一些。現在還主要是根據我們長期積累的經驗。
新京報：您是否認為各地招生指標的差距存在不公平的現象？
王：我個人認為沒有什么公平與不公平，因為清華在每個省里分配的名額都是比較少的。對于清華、北大、復旦這些國內頂尖高校來說，給一個省100個名額，給另一個省50個名額，哪個公平，這不好說，沒有一個絕對的衡量標準。這些大學希望吸收的學生都是拔尖的學生，這些學生的高考水平是差不多的，也有偶然性。
是不是把指標按照所有人口的比例來平均就叫做公平？這是不可能的，不要把公平的問題極端化。
新京報：但是各地招生指標不均衡的情況還是客觀存在的，是否反映了高校招生的缺陷？
王：要說高校招生存在問題，我覺得首先就是高考的問題。將來更好的辦法是對學生進行全面的考查，而不是從高考的一張卷子來判斷學生。比如對報考清華的學生進行“面試”，但在現在的條件下還不太現實。
新京報：清華大學在各個地區的招生指標未來是否會進行逐步調整？
王：招生指標是一個長期比較確定的格局，很難改變。
專訪之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技大學校長朱清時
高校招生自主權并不大
朱清時認為，招生名額分配須遵從教育部方案
新京報：中科大在安徽的招生名額與外地招生名額分布有沒有差距？
朱清時（以下簡稱朱）：中科大每年招收1800個學生，其中大約300多在安徽招收，大概占六分之一。
新京報：在安徽招生比例相對高一些，這個指標是怎么確定的？
朱：其原因是安徽省的中學生對中科大又熟悉，出于提高生源質量的目的，我們自然愿意在安徽多招一些。
新京報：在其他地方的招生名額通過什么標準確定的？
朱：我們的招生名額分配，首先是遵從教育部的招生方案，各個學校根據這個方案再來安排自己的方案。各個學校總的招生人數是教育部確定的，而在各個省市招生多少也是基本由教育部批的。
新京報：學校有沒有自主權？
朱：學校有一定自主權，但自主權不大。比如去年中科大計劃在山東招60人，但發現報考學生的分數出現了很大的鴻溝。我們本來想減少10個招生指標，由于教育部和山東省不同意，我們還是得按原來的計劃招生。
專訪之全國政協委員復旦大學校長王生洪
內地省份招生應增大比例
王生洪坦言，復旦在滬招生比例與當地投入有關
新京報：復旦大學去年在全國招生比例是多少，其中上海招收名額有多少？
王生洪（以下簡稱王）：復旦每年通過統一高考大概招收接近3000名本科生，六七年前，復旦在上海的招生比例大概占到20%多，現在在上海的招生比例達到了40%.新京報：為什么在上海的比例如此之大？
王：上海市對復旦的支持非常大，在科技項目、產業項目，以及土地等方面都給了復旦極大的支持。
新京報：您覺得現在的名額分配是否存在對內地省份學生不公平的現象？
王：我覺得應該做些調整，但調整的幅度多大為好，我還沒有做具體的研究。總的來說，對內地省份的招生比例應該增大。
新京報：您覺得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
王：可以由教育部牽頭，協調地方和高校，逐步、穩定的調整高校招生名額分配指標。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
高校很難改變城鄉錄取差距
紀寶成表示，學校不可能制定城市和農村的招生比例
新京報：人大每年的錄取指標由誰確定？
紀寶成（以下簡稱紀）：學校在每個省的錄取指標是由學校定的。
新京報：每年的錄取指標按照什么標準定？
紀：按照每個省的考生人數、考生質量、生源情況等確定，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個基數。如果擴大招生可能是每個省都增加一些指標。這個招生指標不可能影響農村與城市的學生比例。人大在北京招生的比例并不高，大概是17%.新京報：招生指標的存在，您覺得是否合理？
紀：不存在合不合理的問題，因為造成原因不清楚。
并不是學校有意不錄取農村的學生，它有可能是兩種原因，一種是考生自己不報，一種是考生成績不行。農村的教育質量不是很好。
新京報：會不會有學生因為招生人數太少而不報？
紀：農村學生入學比例在下降這個問題我們已經注意到了，我們學校已經在研究這個問題，它怎么造成的，是他們不報志愿，還是考生成績差，究竟什么原因不太了解。
新京報：怎么縮小這中間的差距呢？
紀：農村考生錄取得少，學校是被動的，學校也無能為力，因為錄取考生是按成績的。學校不可能制定某個省城市和農村的招生比例，這是計劃經濟的做法，有違教育公平的原則。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大學校長潘云鶴
教育質量相等才可實現招生公平
潘云鶴稱，短期內實現需要中央與地方協調
新京報：浙江大學的高考招生指標是如何在全國分配的？在本省招收的生源占多大比例？
潘云鶴（以下簡稱潘）：浙江大學在浙江本省招生的比例偏大，一般每年招收超過3000人，其他各地區每年招生不到100人。
新京報：浙江大學的高招指標是誰定的？制定的依據是什么？
潘：浙江大學的這個指標原則上是由浙江大學定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省里對我們是有要求的，就是現在浙江大學在浙江省招生每年已經接近70%了，省里還不滿意，還在給我們施加壓力，希望把這個比例再提高一些。
新京報：您認為目前這種狀況合理嗎？
潘：浙江大學在浙江多招一些學生還是可以理解的，也不能說不合理。浙江省給了浙大很多經費、土地，幫助浙大建到這個規模，浙大為浙江省多培育一些學生也是應該的。
新京報：那您覺得這種狀況怎樣才能得到改善？
潘：我認為國家重點大學的本科生招生應該與研究生招生是一樣的，全國統一分數線，這樣就比較好辦；另外的一種方式是讓各所大學自主招生，大家就不用再進行比較了。但是這樣改了之后對北京、上海明顯是不利的，而且對寧夏、青海等教育欠發達的西北地區也很不利，我們目前的招生政策最照顧的應該是他們，他們目前的考分是很低的，如果按照全國統一的分數線，他們的考生肯定一個也考不上了。
所以，如果要從根本上改善這種狀況，實現招生公平，要使全國的教育質量統一在一個水平上。至于高考招生指標分配要全國平均，短期的實現可能需要中央到省里來協調了。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唐曉青
通過人才流動改善教育不均衡
唐曉青希望國家出臺政策引導畢業生流向西部
新京報：最近有調查報告顯示，近年來重點高校在農村地區招錄的考生比例下降。
唐曉青（以下簡稱唐）：這個和各個學校的招生重點有關。比如我們學校是希望為國家航空工業提供更多的人才，可能在航空工業聚集的城市會擴大招生。
新京報：這個局面會改變嗎？
唐：現在無論是國家政策還是學校想法，都是在貧困地區和西部地區增加招生人數。盡管過去基數很小，但是現在都是陸陸續續增加。
新京報：過去西部地區招生基數很小，通過逐年增加比例的方式會不會難以改變這個招生布局？
唐：過去西部一些省區可能只招幾個，現在變成招十幾個、幾十個，肯定是難以改變的。每個學校肯定有幾個招生數量比較少的區域，我想這種狀況社會應該是能理解的。
新京報：這樣會否導致教育不公平呢？
唐：這個倒不會。因為國家制定整體規模時，我相信它已經考慮到區域差異。
新京報：目前的現狀是，優質教育資源都集中在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如果通過西部院校自己發展會不會難以達到資源平衡的效果？
唐：我們對西部地區都是有傾斜政策的，在那里的招生分數可能比其他地區低一點。近期西部可能對人才的需求量會更多，但不見得必須是西部出來的人才流回西部。
新京報：你的意思是指可以通過人才流動來改變這個局面嗎？
唐：我們希望國家能出臺人才政策，引導本科畢業生和研究生流向西部，流向國家真正需要的地區、行業和部門。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武漢大學黨委書記顧海良
高校布局不合理導致招生不公平
顧海良認為，高等教育資源需重新合理配置
新京報：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熱論教育公平，你如何理解？
顧海良（以下簡稱顧）：現在討論的教育公平是建立在四大不公平的前提上的，包括考試制度不合理、社會經濟實際差距、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國民教育體系未建立。在這種前提上談公平是找不到出路的。
新京報：武大的招生指標是怎樣的？
顧：武大每年招生7千人，有一半是湖北人。
新京報：這樣合理嗎？
顧：這是因為我們落在湖北省。這就是我說的高等院校布局不合理。不能在不合理的前提上談公平，我們只能重建一個合理的高等院校布局。
新京報：部屬高校在招生時要給當地傾斜政策嗎？
顧：我落在湖北，肯定要用一半的指標招收本地學生，滿足本地的需要。
新京報：你覺得如何才能改變農村和城市地區考生入學比例不一樣的局面？
顧：只有經濟發展，如農村經濟水平提高，國家財政投入加大，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資源配置合理，才能改變現在大家看到的表面的不公平。
專訪之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侯自新
統一分數線很難操作
侯自新認為，用指標衡量招生公平問題不可行
新京報：南開大學每年招多少天津學生？
侯自新（以下簡稱侯）：南開每年的招生中大概接近1/4是天津的考生。
新京報：這種高考招生指標是由南開大學來制定嗎？制定的依據是什么？
侯：重點高校的高考招生指標是由教育部宏觀指導的，另外與當地政府也有一個溝通，南開大學每年都會根據天津市發展的需要做一個調整，也會根據考生報名的情況，我們要維持考生一定的水平。
新京報：您覺得這種高考指標分配的狀況合理嗎？
侯：歷史上已經形成了一個分配框架，我們要尊重它，很難來評判它的絕對合理。但從整個大視野來看，確實有這個問題。
新京報：您覺得這種狀況在未來有望得到改善嗎？
侯：歷史上形成的東西要完全推翻不是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說全國一個分數線來招生可能會避免這個問題，但是這是很難操作的，全國的教學質量和考題都是不一樣的，非要拿一個指標來衡量招生公平問題，這是不可行的。
(責任編輯：yux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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