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教科書改革醞釀八年：歷史不等同政治史

發自上海的一場歷史教科書的改革風波，一時被中外媒體炒作成了“政治事件”。實際上，這場教材改革始于八年前，是歷史學界的學術成果緩慢地進入大眾視野的結果

★ 文/袁野

歷史教科書似乎總是一個引人關注的問題，無論中外。前不久，上海這個一向以經濟發達、頭腦精明、言語柔軟而著稱的城市成了這個問題的聚焦點。關于上海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的改革，變成教育界、史學界以及大量網民關注熱點，討論甚至上升到“民族未來”的高度。

爭議上海歷史教科書

事情從9月1日開始。《紐約時報》刊出報道《毛去哪里了？中國修改歷史教科書》，引起了一些敏感者的注意。幾天之后，《青年參考》以《上海新版歷史教科書弱化革命和戰爭》為題，部分轉載該報道。

報道中稱，“這套新版標準歷史課本不再探討戰爭、王朝和共產主義革命，而是把更多的筆墨放在經濟、技術、社會風俗和全球化等多種主題上”，“摩根大通、比爾·蓋茨、紐約股票交易所、美國航天飛機以及日本的子彈頭火車，都在新版教科書中得到了突出。課本中還有專門講述領帶如何流行起來的章節。曾被視為世界歷史重要轉折點的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如今受到的關注也大為降低。毛澤東、長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殺，而今只在初中講授，并且內容也大幅縮減。”

報道引起廣泛關注，隨著更多國內媒體和網絡群體的加入，它變成了一場關于歷史教科書改革的大討論。

對教材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是否應該刪減“屈辱史”和“斗爭史”？ 是否應該添加時代元素，減少“經典”元素？是否應該以多主題化的文明史代替單線索進行的編年史？是否應該以全球史觀代替民族史觀？

贊同的聲音說，“人吃人史觀訓練出來的是狼”，“過分強調殖民史”未必能“造就人才”，教材走出了只關注領袖不關注普通人生活的歷史，全球史觀代替民族史觀才是歷史的完整形態。

反對的聲音說，“這就是在消滅歷史”，將導致高中生不知中國近代屈辱史，這不是歷史書，而是百科全書，培養愛國主義思想最重要。

面對這些激烈的爭論，上海市教委和相關方面，幾乎采取了一律不予回應的態度。

改變太“快”難以接受？

直到9月末，上海市新版歷史教科書主編、上海師范大學歷史學系主任蘇智良教授才在接受《南方周末》的采訪時正式表態：《紐約時報》的報道“帶有歪曲和片面”，“我們希望新版教材能夠反映人類求生存、求發展，能夠體現人類文明發展過程，把人類從古到今的文明史講清楚”。《南方周末》在文章的標題中對蘇的談話總結道：是改變，不是“政變”。

上海的歷史教科書究竟改了些什么？

老版歷史教材，將歷史等同于政治史，只按時間順序單線索編寫。而新的歷史教材共9個主題，其中必修3本：中外政治、經濟、文化發展史，選修6本:改革、民主、現代戰爭、人物、奧秘和文化遺產等。這樣，歷史課變成了具有全景視野和全球思維的新時期教授方式。

實際上，這場“改變”，始于8年前，是當時的國家教委一項教育改革試點的一部分。“(新版歷史教科書的)寫作從1998年就開始了，一直到今年2月份才結束，一結束又進入修改階段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上海歷史教科書編撰人員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前后參與編寫工作的人員多達100多位，反反復復不知道修改了多少遍。”他說，雖然參與編寫的人員對于如何編寫新教材有一些不同看法，但爭論并不大，“大家從一開始就基本上達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也就是，要隨著歷史學科的發展，把一些新的比較成熟的研究成果體現在新版的教材當中。”

“比如多元文明的理念。”他說。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著名學者雷頤認為，現在的教科書改革，實際上只是反映了20多年來歷史學界研究的一個變化而已。“從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歷史學界和學術界就在批評歷史研究的一個重大弊病——把歷史等同于政治史。”雷頤說，“現在，幾乎絕大多數的歷史學家都認為，歷史研究的范圍是很寬泛的。大家覺得，社會文化的變遷，對我們歷史來說更重要。”

“我最近讀到韓國漢陽大學的歷史學家林志弘的文章，很有感慨。”雷頤說，林志弘的觀點，也許能給國內的歷史教育提供一些參考——林志弘提出，歷史學家有兩種，一種是紀念碑式的歷史學家，一種是客觀分析式的歷史學家。紀念碑式的歷史學家，只說自己國家自己民族在歷史上有哪些豐功偉績，而客觀分析式的歷史學家，則會冷靜地分析和批評，對本國本民族的功績和過錯一視同仁。

歷史學家需要從自己做起，從本民族做起，對歷史采取客觀分析的態度。林志弘說，翻開韓國的歷史教科書，一開頭就寫道“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祖先”，這首先就把“我們”和過去、和這個國家完全等同起來。另外，韓國的歷史書，為了建構強烈的民族主義，有一種“起源崇拜”情節——喜歡把什么好的東西，都說成最早是我們民族我們祖先發明的，比如對有爭議的金屬印刷術，韓國的歷史教科書不提其發明地的爭議，只說是我們的祖先最早發明的。

“我們知道，韓國人的民族情緒、民族主義是公認的很強烈的，而林志弘超越了這一點。”雷頤認為，我們過去的歷史教科書編寫，受到兩個方面的影響，一個是中國傳統史學的影響，一個是政治的影響。“梁啟超就曾把《二十四史》稱作帝王將相的家譜。中國傳統的史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記述王朝的興衰，記錄皇帝的生活和統治階級的政策，這固然重要，但不能成為歷史學的全部。”

政治史和生活史、物質史比起來，只是大海最上面那一層淺淺的波浪，更下面的，是社會文化的變遷，這才應該是歷史主要的內容——雷頤介紹了法國年鑒學派的觀點，從上世紀初，年鑒學派就提出了這樣的觀點，到現在也是歷史學界最具影響力的學派。而目前，法德已經開始聯合編寫歷史教科書了。

“教科書有變化不足為怪，沒有變化才是不正常的。”雷頤在接受采訪時對記者說，“這個變化，我覺得來之太晚。”

為什么一場在歷史學界已有定論的推進，到了教育界，特別是到了大眾傳媒上，會讓人們感到如此震動？

實際上，歷史教科書的改變，并不只發生在上海，它是一個全國性的改革。“我國正在進行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八次課程改革。”2004年1月出版的《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解讀》在第一章中這樣寫道。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朱漢國是該書的主編，也是國家歷史課程標準研制組組長。

2000年，教育部成立了歷史課程標準研制組，朱漢國擔任組長。

“這次課程改革有兩大背景。”朱漢國在接受本刊采訪時說，“國外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都相繼修訂了課程標準和教學大綱，加大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力度。大家都意識到，新時期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人才要靠培養，培養首先就要從基礎開始。而同時，國內的課程推進現狀又不利于人才培養，比如歷史教材就明顯存在‘難、繁、偏、舊’的問題。”

2001年和2003年，教育部分別頒布了初中、高中《歷史課程標準》的“實驗稿”。用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岳麓版高中《歷史》總主編趙世瑜的評價，這個“標準”是把“指令性的計劃”，變成了“指導性的計劃”，也就是說，過去是全國只有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寫的歷史教材，而現在，只告訴你原則。

“比如我們要培養全面發展的人，培養愛國的人，培養道德健康的人……同時告訴你要描述哪段歷史，至于具體選擇什么樣的歷史事件，選擇什么樣的人物，只要能達到課標的目的就可以了。”趙世榆這樣描述新“標準”。

這樣，目前在全國，已通過教育部審批的中學歷史教材有12個版本，其中初中8個，高中4個。

朱漢國說，各個版本的教材之間也形成了一種競爭的關系，通過市場的競爭，能對教材形成優化選擇。“有的教材使用得就比較少，有的教材使用的就比較多。哪個教材更能反映課標，哪個教材更符合史實，我們把選擇的權力交給地方。”

趙世瑜說，“新的教材體現了‘一元多線’和‘自下而上’的歷史觀，也體現了鼓勵實踐不讀死書的研究方法，歷史學界這些年的研究成果，體現到了新的教材中。”

2004年，廣東、山東、海南、寧夏四省區作為首批試點省份，開始使用新版高中歷史教材；2005年，江蘇加入；2006年，又有浙江、福建、遼寧等五省加入。而新版的初中歷史教材，已經在2005年9月公布，在全國范圍內使用。

一線歷史教師們：作用至關重要

然而，歷史課的改革，教材只是因素之一，處于教學一線的中學歷史教師們的作用至關重要。

孫剛，已有十多年的歷史課教齡，目前在青海省西寧市第十五中學擔任初中歷史教師，他要帶八個班，每周教十六節課。

“新課標的歷史教科書我們已經用了三四年了。新版的歷史教科書，‘史實’部分少了一些，所謂的衣食住行的部分多了。”孫剛說，這給他講課帶來了麻煩，他需要去額外去收集很多資料。

他還是習慣于舊教材。覺得以時間和朝代順序作為主線索，史實比較清晰，系統性強，而新版教材，面太廣，內容比較繁雜。“我看重民族主義的教育。”孫剛說，“我個人認為，哪怕把解放戰爭史完全刪砍掉，可能都不是什么大問題，自家兄弟怎么爭斗，不是什么大問題。一個民族的反侵略史，一個民族的屈辱史，這個是應該著重強調的。”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講，孫剛也承認，“對于歷史課，現在的學生學起來相對容易多了，學生也更有興趣了。”

而在江蘇省沭陽縣建陵中學的高中歷史老師陳林對新版歷史教材則基本持肯定的態度。他告訴記者，過去的教材是中國史和世界史分開講，而現在的教材則采取了中外史合編的方式，中國外國合編到一本教科書上，主線則分別是整個人類的政治發展、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

“體例很好，我贊同這樣的體例。”陳林說這樣讓他的教學線條更清晰，而學生的思路打開了，眼界更開闊，學起來也更輕松。

在 北京大學附屬中學，高中的歷史教科書還用的是2002年的人教版的老教材。但是，該校的歷史老師韓校卻讓學生們愛上了歷史。

韓校告訴記者，他會把歷史教科書中的素材，放到一個廣闊的歷史背景中去講。比如講到洪秀全，他會告訴學生們，洪秀全出生在廣東花蓮，而廣東當時是受西風漸進影響較大的地區之一。但洪秀全受的教育，卻是私塾的四書五經，是嚴格系統的封建教育。洪16歲時曾經務農，這經歷讓他同情農民，而他在科場屢試不第，是促成他走上反抗清王朝道路的一個重要因素。

“所有的這些環節，都與他及太平天國后來的結局有關，這樣學生們也就可以自己判斷出，什么是農民階級的局限性”，韓校說。

“歷史課，我認為不是僅僅在傳授知識，歷史知識現在都可以查得到。我認為，歷史課是在塑造學生的價值觀。它讓學生具備一種閱世能力和洞察分析能力，從歷史中汲取一種精神力量，將來會視野更廣，心胸更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