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政治中共黨史重要會議匯總(一)

　　1.1921年7月的中共一大

　　宣告了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它是中國近現代史上“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2.1922年7月的中共二大

　　中共二大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和制定黨在現階段的革命綱領。會議根據列寧提出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對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和當前階段的革命性質是資產階級民族革命的性質進行了分析，并制定了當時黨的比較低和比較高綱領。

　　“比較高綱領”――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的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社會。“比較低綱領”――即在民族革命階段的比較低綱領，①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②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打倒中華民族的完全統一；③統一中國本部（包括東三省在內）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

　　中共二大的歷史意義是巨大的――它正確的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在中國第一次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綱領，為中國革命指明了方向，預示著中國革命的新高潮必將來臨。

　　3.中共三大

　　1923年6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這是黨的歷史上比較重要的一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討論并接受了共產國際關于國共合作以及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的決議案，為隨后到來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打下了政治基礎。中共三大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思想，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正確地確定了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促進了國共合作的形成。但是，大會對于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農民問題和軍隊問題還沒有給以應有的重視。

　　4.中共四大

　　1925年1月在上海召開。大會的中心議題是：如何加強黨對日益高漲的革命運動的領導，以及在宣傳工作、組織工作和群眾工作方面如何準備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中共四大的主要中心議題是：討論工人階級如何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以及黨如何領導即將到來的功能運動高漲的問題。大會指出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和工農聯盟的重要性。

　　中共四大的歷史功績是：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各個階段的革命態度問題，提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大會還指出了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提出了無產階級與農民建立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思想；大會還制定了有計劃地開展工農運動的方針。

　　中共四大的不足是：雖然提出了領導權的問題，但對于如何爭取領導權，缺乏具體明確的方針，只講對群眾運動的領導權，而完全忽視了對政權和武裝力量的領導權。提出了農民是革命同盟軍的問題，但沒有提出土地革命這一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思想。

　　5.中共五大

　　1927年4月27日到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

　　這次代表大會是在大革命的緊急關頭召開的。大會的主要任務是接受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糾正陳獨秀的機會主義錯誤，并決定黨的重大方針政策。毛澤東批判了陳獨秀在對待農民問題上的錯誤，主張把農民組織起來，武裝起來，迅速加強農民的斗爭。

　　中共五大總體上來說是失敗的。因為，中共五大雖然批判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但對爭奪革命領導權所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問題，如改造武漢國民黨、改造武漢國民政府、組織和擴大黨對革命武裝的領導等問題，均未作出切合實際的回答。大會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實質和危害也缺乏深刻的認識。陳獨秀雖然作了檢查，但沒有真正改正錯誤。因此，五大實際上并未解決挽救時局的問題。

　　6.八七會議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緊急會議。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會議堅決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并把發動農民舉行秋收起義作為當前黨的主要任務。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的著名論斷。

　　7.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共六大主要討論了：中國社會的性質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目前的政治形勢正處于兩個革命高潮之間；黨的總任務不是進攻，而是爭取群眾、準備暴動。會議還制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十大政綱；規定了黨的建設、工人運動、農民運動、紅軍和根據地建設的各項政策；批判了“左”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特別是盲動主義的錯誤。

　　六大也存在著不足：中共六大制定的路線基本是正確的，對后來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但這次會議也存在著缺點，即對中間階級的作用、反動勢力內部的矛盾缺乏正確的估計和政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和農村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認識不足，仍舊把城市工作放在全黨工作的中心，這對中國革命的發展起了消極的影響。

　　8.三灣改編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來到這里，進行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三灣改編”。這是中國工農紅軍政治工作的開端，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為從組織上，政治上和思想上建設一支全新型的人民軍隊奠定了牢固的基礎。

　　9.古田會議

　　1929年12月下旬，中國工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在福建上杭縣古田鎮召開。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古田會議的中心思想是：用無產階級思想進行軍隊和和黨的建設。

　　會議規定：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決定著軍隊的性質和面貌，這是紅軍建設的根本原則；規定紅軍除了要進行打仗消滅敵人的軍事活動之外，還要擔負起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至于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任務。

　　在黨建方面，強調把思想建設放在首位。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件。

　　10.遵義會議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議集中全力解決當時比較緊迫的軍事問題和組織問題，揭露和批判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和嚴重危害，對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敗進行了總結，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的決議》，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以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的統治，開始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從而在極端危急的關頭，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

　　遵義會議是中共獨立自主地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11.瓦窯堡會議

　　1935年12月，中國共產黨在陜北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

　　瓦窯堡會議的目的是為了實現黨在新形勢下政治路線和革命策略的轉變，迎接抗日新高潮的來臨。

　　25日，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會后，毛澤東于27日在黨的活動分子會上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系統地闡明了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決議和報告指出了在新的形勢下，不僅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廣大知識分子是堅決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充分說明了民族資產階級也有與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買辦營壘，也可能發生分化。黨的基本策略是“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建立起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必須反對“左”傾關門主義，同時要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還提出了以“人民共和國”的口號代替“工農共和國”的口號，同時也指出了在新的革命時期預防右傾機會主義復活的必要性，堅持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

　　瓦窯堡會議從理論和政策上解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從而解決了遵義會議以來沒有解決的重要的黨的政治路線問題。這次會議是從土地革命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偉大轉折時期召開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表明中國共產黨在總結革命中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已經成熟起來，能夠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進行工作。

　　12.洛川會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陜北洛川縣召開擴大會議。

　　會議通過了《關于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系問題的報告。

　　會議正確地分析了全國抗戰開始以后的形勢，制定了全面抗日的路線，闡明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獨立自主原則問題。會議認為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在抗戰中的領導權；在敵人后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建立敵后抗日根據地；在國民黨統治區放手發動抗日的群眾運動；在有利于動員全國人民抗戰的前提下，爭取全國人民所應有的政治、經濟利益；以減租減息作為中國共產黨在抗戰時期解決農民問題的基本政策。

　　洛川會議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它正確地指導了黨和軍隊實行由國內戰爭到民族戰爭、由正規戰到游擊戰的戰略轉變，為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