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考研政治沖刺：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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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開始一、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建立（一）建國之初的社會性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黨領導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以中國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中國各個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新民主主義的社會，然后，再使之發展到第二階段，以建立中國社會主義的社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基本結束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的開始，我國社會進入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這一時期，我國社會的性質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就已經是一個屬于社會主義體系的和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去的過渡性質的社會了。

    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文化，都是由工人階級領導的，因而都具有社會主義因素。

    （二）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和性質（何為新民主主義社會？）

    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在中國特殊的國情下建立起來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種社會形態。其本質屬于社會主義體系，其特點是非獨立的社會形態，其性質是過渡性。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政治上，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實行國營經濟領導下的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五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在文化上，實行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新民主主義文化，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三）中共中央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經濟狀況和基本矛盾的分析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分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經濟狀況和基本矛盾，論述了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任務及其主要途徑。決議指出，全國勝利并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社會經濟中存在著五種成份，即：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和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其中，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是個體經濟向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過渡的形式，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向國營經濟過渡的形式，所以，主要的經濟成份是三種，即社會主義經濟、個體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樣，三種基本的經濟成份及與之相應的三種基本的階級力量（工人階級、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就集中地表現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矛盾。這就是說，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國際上是新中國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國內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作這樣的認定，實際上就是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提出來了。

    二、建國之初，面臨的困難和問題（執政面臨的嚴峻考驗）

    新中國成立初期，剛剛執掌全國政權的中國共產黨，面臨以下新的嚴峻的考驗。主要是：第一，能不能保衛住人民勝利的成果，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

    當時，解放全中國的任務還沒有完成；國民黨從大陸撤退時遺留下的100余萬軍隊、200多萬政治土匪以及60多萬特務分子還有待肅清；在廣大城鄉，反動會道門和傳統黑惡勢力還危害著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在廣大的新解放區還沒有進行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第二，能不能戰勝嚴重的經濟困難，迅速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新中國從舊中國接收過來的是一副爛攤子。許多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生活遇到極大的困難。當時中國的經濟不僅遠遠落后于歐美發達國家，就是與許多亞洲國家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1949年，人均國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當于亞洲國家平均值的2/3.新中國從舊中國接收過來的是一副爛攤子。許多工廠倒閉，大批工人失業，通貨膨脹，物價飛漲，人民生活遇到極大的困難。同歷史上的比較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業總產值減少一半，糧食產量減少約1/4.第三，能不能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新中國的誕生，打破了帝國主義在東方劃定的勢力范圍，這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陣營不愿意看到的。它們企圖通過實行強硬的對華政策，即政治上孤立、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威脅的政策，從根本上搞垮新中國。

    第四，能不能經受住執政的考驗，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和艱苦奮斗的作風。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指出：“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這些問題，從根本上說，是前進中的問題。中國共產黨有能力帶領全國人民接受考驗、克服困難。

    以上情況說明，新生的共和國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遺留任務，徹底解決中國人民同三大敵人的矛盾；二是動員人民努力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破敗的國民經濟。

    三、建國初，主抓的工作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包括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等）確定了當時全黨和全國人民的中心任務是要在三年內，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基本好轉的工作。會議制定了黨在建國之初戰略策略方針，就是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而應該集中力量向國民黨殘余勢力、封建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進攻。

    按照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精神，中國共產黨著重抓了以下四方面的工作：第一，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

    在追剿殘余敵人、基本完成祖國大陸統一任務的基礎上，摧毀舊政權，普遍召開各級各屆代表會議或人民代表會議，人民開始行使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繼續實行土地制度的改革，先后使3億多無地少地的農民（包括老解放區農民在內）無償地獲得了約7億畝土地和大量其它生產資料，占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農民群眾獲得了翻身解放。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封建婚姻制度，使廣大婦女初步獲得自由平等權利。開展大規模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上肅清了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反動勢力。長期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200多萬土匪，僅在兩年多時間內就被次第肅清。舊社會留下的污泥濁水受到有力的蕩滌，健康文明的社會新風尚開始樹立，人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

    第二，領導國民經濟恢復工作。

    沒收官僚資本，在企業內部開展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使人民政權擁有了相當重要的經濟基礎。同時，開展了穩定物價的斗爭和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的工作。到1950年3月物價基本穩定，解除了人民過了幾十年的因物價飛漲而帶來的痛苦生活，到1952年底，國民經濟得到全面恢復和初步發展。

    第三，維護國家主權和安全。

    新中國廢除了帝國主義國家依據不平等條約在中國享有的一切特權；收回了外國列強在中國的兵營，駐扎在中國領土上的一切外國軍隊被迫撤走；收回了海關的治權，中國人民重新掌握了國門的鑰匙。這些都從根本上改變了舊中國跪倒在地上辦外交的局面。針對美國等國封鎖、遏制新中國等的情況，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一邊倒的外交方針。新中國同蘇聯訂立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收回舊政權喪失的國家權益的基礎上，建立了平等互助的新型中蘇同盟關系。

    中國政府還在美國侵略軍把朝鮮戰爭的戰火燒到鴨綠江邊的時候，毅然作出抗美援朝的決策。彭德懷被任命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朝兩國人民及其軍隊經過近三年的艱苦作戰以及談判斗爭，終于迫使美國代表在停戰協定上簽字。

    第四，加強中國共產黨的自身建設。

    針對中國共產黨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黨的工作重心從農村轉向城市的新情況，黨和政府教育廣大干部和黨員必須經受住執政的考驗、接管城市的考驗和生活環境變化的考驗。進城前，黨對干部和人民解放軍普遍進行了城市政策和入城紀律教育；進城后，政府工作人員和解放軍指戰員紀律嚴明，清正廉潔，同國民黨官員的腐敗風氣和舊軍隊欺壓百姓的行為形成鮮明的對照。1950年和1951年，中國共產黨在全黨范圍開展整風、整黨運動，批判居功自傲等錯誤思想，進行共產黨員標準八項條件等的教育，并在此基礎上發展了一批新黨員。1951年底到1952年，開展了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處決了犯有嚴重貪污罪行的劉青山、張子善（曾先后擔任中共天津地委書記），使全黨震動，全國人民振奮。隨即又在1952年上半年發起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 運動。這些舉措對于在執政的條件下保持共產黨人的革命精神，促進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廉政建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開始采取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實際步驟新中國成立后的比較初三年（1949年-1952年），在著重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的同時，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實際上也開始實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沒收官僚資本，確立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對大中城市的接管，沒收官僚資本的工作即已開始。新中國成立后，這項工作在全國范圍展開，并于1952年基本完成。沒收的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官僚資本的企業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

    沒收官僚資本，具有兩重性質：從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附庸——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的意義上看，它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質；從反對中國的大資產階級的意義上看，它又具有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并在企業內部進行民主改革和生產改革，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主體部分被改造為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了，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確立了自己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這就為全面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

    第二，開始將資本主義納入國家資本主義軌道。

    新中國在利用資本主義工商業的過程中，已經開始對它進行適當的限制，并把其中的大部分引上了初級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1952年，私營工業產值的56%，已屬于加工、訂貨、統購、包銷部分。

    第三，引導個體農民在土地改革后逐步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

    1952年，全國已有40%的農戶參加了互助組，少數農戶還參加了半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

    以上事實表明，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獨立的社會形態。它本身具有過渡性，它是處在很深刻的變動之中的。

    1954年9月15日，劉少奇在《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的報告》中，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過渡性再次作出深入的論證。他說：“我國正處在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在我國，這個時期也叫做新民主主義時期，這個時期在經濟上的特點，就是既有社會主義，又有資本主義。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中，社會主義因素不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已經占居領導地位，但非社會主義因素仍有很大的比重，社會主義因素和非社會主義因素彼此斗爭著。”中國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國家，要它不變，就是要使事物停止不動，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所以我國只有社會主義這條唯一的光明大道可走，而且不能不走，因為這是我國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