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考研政治毛中特:富農政策變革

2014年考研政治毛中特:富農政策變革概要

　　所謂的富農就是農村中一種比較富裕的有余錢剩米放債的自耕農或中農。毛主席將中國農民分為三個階級：富農、中農和貧農，貧農又包括雇農。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中農是農村的小資產階級，貧農是農村中的半無產階級，而雇農則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富農的特征是占有土地，一般都有比較優良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在我國，土地改革前，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雇長工、短工)，或兼放高利貸，或兼以一部分土地出租，帶有封建和半封建的剝削性質。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他們在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可能保持中立。但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們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1979年1月，中共中央決定，對絕大多數已經得到改造的富農分子摘掉帽子，給予農村人民公社社員的待遇。

　　在民主革命時期，對待富農，總體來說經歷了從中立，到反對，到聯合的一個過程。

　　土地革命時期，土地問題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中心問題。中共八七會議通過了《比較近農民斗爭的決議案》，決定用革命手段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以提高農民的政治、經濟地位。1928年6月，中共六大通過了《土地問題決議案》和《農民問題決議案》，在政治決議案中指出：土地革命中“主要的敵人是豪紳地主，無產階級在鄉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貧農，中農是鞏固的同盟者”。關于富農問題，決議案認為中國富農“具有資本主義的與資本主義以前的半封建剝削的性質”，應根據富農的政治態度對待他們的政策。當富農動搖與革命與反革命之間時，“不應該故意加緊對富農的斗爭”，要“使這種富農中立，以減少敵人的力量”。“但貧農與富農的斗爭應同時進行，絕不能因為聯合戰線而對富農讓步”。這就是后來毛澤東根據各農村革命根據地土地革命的經驗而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線的內容之一——“限制富農” 的政策。

　　但是共產黨的這種政策遭到共產國際的不滿，他們將蘇聯對待富農的經驗強加到中國的頭上，要求中共打擊富農。在這一指示之下，王明等人犯了左傾錯誤，對富農采取了“富農分壞田”的政策，想削弱他們的經濟實力，打擊他們竊取土地革命果實的企圖。王明等人的左傾錯誤使中國革命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損失。

　　在抗戰時期，由于這一時期的特殊性，為戰勝強大的日寇，必須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抗日力量，而“富農的生產方式是帶有資本主義性質的，富農是農村中的資產階級，是抗日與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力量。……富農，不但有抗日要求，而且有民主的要求。”所以黨在抗戰時期制定的對待富農政策是在經濟上獎勵富農生產，在政治上聯合富農，切實保障富農的人權、政權、地權、財權，當然對于富農的一部分封建性質的剝削也采取減租減息政策。這一政策能更積極地聯合富農一致抗日。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國共矛盾的凸顯，中共所面臨的比較大課題是如何爭取解放戰爭的勝利。為了爭取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 日發出了《關于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將抗日戰爭時期的減租減息政策改為沒收地主階級土地分配給農民的政策，對于富農則規定應著重減租，其土地財產基本不動。在“五四指示”發布后的一年間，事實上，各根據地土改中，都動了富農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鑒于上述情況，毛澤東雖然認為“一般不動富農”的規定是正確的，但還是考慮到大敵當前、生死存亡之際有必要首先顧及貧雇農的要求。于是，1947年9月，毛澤東提議正在召開的中央土地會議對先前的政策作一些調整，采取按人口徹底平分土地的方針。他同時強調富農所得的土地財產不超過也不低于農民所得。接著通過的《中國土地法大綱》貫徹了這一主張，要求拿出富農多余的土地及一部分財產進行分配。這樣，對富農經濟由保存改為限制。

　　新中國成立后，面臨新區土改的艱巨任務，毛澤東開始考慮制定新形勢下的富農政策。1949年11月，毛澤東提出江南土改中應慎重對待富農問題。 1950年3月，他在給中共中央中南局發出的通知《征詢對待富農政策問題的意見》中，提議南方和西北的土地改革中，不但不動資本主義富農，而且不動半封建富農，待到幾年后再去解決半封建富農問題。1950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發表講話，正式宣布：我們對富農的政策應有所改變，即由征收富農多余土地財產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

　　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1935 年后到新中國成立初期 ， 保存富農經濟成為毛澤東在富農問題上的主線。

　　從1953年開始，中國進入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這個階段，農村兩極分化加劇，新富農出現，農村這種自發的資本主義趨勢將破壞國家有計劃的經濟建設，并嚴重損害工農聯盟，因此將農民私有制改造成為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也就成為歷史的必然，黨對富農采取由限制富農剝削到逐漸消滅富農階級的政策。黨通過發展互助合作運動、對糧食和其他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等來限制富農經濟的發展。國家對消滅富農階級的具體辦法，是吸引富農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作社根據富農的具體情況，允許他們在完全放棄剝削的條件下參加到合作社中來，有的可以立即取得社員資格，有的則須經過一段時期的集體勞動，由社員大會批準入社。富農和地主通過在合作社和社員們一起進行生產勞動的過程中，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農業合作化的實現，富農參加到農業生產合作社中來，富農作為一個階級基本上就消滅了。

　　但進入60年代，面對農村干部中出現的特殊化和腐敗現象，把其根源歸于地主、富農的腐蝕拉攏，進一步把農村中兩種勢力、兩條道路的斗爭提高到保衛和重新奪取政權的高度。1963年5月9日，毛澤東同志在一則批語中說：“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而我們的干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于是開展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重新劃分階級，組織階級隊伍，使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階級斗爭的運動愈演愈烈。這一時期，毛澤東的注意力轉移到和資本主義道路斗爭以及逐步消滅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上來。再加上這一時期，有一部分建國前進行土改的地區發生了富農和地主一起向貧雇農奪地奪房，索租討債事件，于是在實踐中“左”的東西卻越來越突出。60年代以后，形成一個龐大的在許多方面遭受歧視的賤民階層，“血統論”日益盛行起來。“文革”時期，出現了“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打地洞”，“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等口號，許多富農及其子女受到一些迫害和不公正的待遇。

　　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決定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將為地主、富農摘帽子當成一件大事來抓。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制定《關于地主、富農分子摘帽問題和地、富子女成分問題的決定》，并于1月29日由《人民日報》公布。《決定》指出：“地主、富農分子經過二十多年以至三十多年的勞動改造，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已經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為此宣布：“凡是多年來遵守政府法令、老實勞動、不做壞事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反、壞分子，經過群眾評議，縣革命委員會批準，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農村人民公社社員，……今后，他們在入學、招生、參軍、入團、入黨和分配工作等方面，主要應看本人的政治表現，不得歧視”：“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社員的子女，他們的家庭應一律為社員，不應再作為地主、富農家庭出身”。中央文件下達以后，全國各地立即嚴肅認真地對地主、富農分子進行評審摘帽和地、富子女的改變成分工作。它不僅使幾百萬政治上沒有公民權，行動上沒有自由的罪民獲得了人身自由，也使上千萬備受歧視的地主、富農子女們，改變了賤民的社會地位，獲得精神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