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本該代表寫作者的學術水平。給研究生畢業設置發表論文的硬指標,旨在防止個別研究生“混文憑”。動機應當不錯。結果呢?研究生逐年增多,能夠發表論文的刊物卻在不斷減少。現在,刊物全用來發研究生的論文,怕也無法滿足“研究生畢業必須發表論文”的要求。從客觀的條件看,這項硬指標根本不具備客觀的可行性。再從幾年的實踐看,研究生一入學就面臨著發表論文的壓力,根本不可能潛心治學,到時候論文發表了,真正的研究卻未必有成果。發表論文的過程,難免成了利用網上材料進行復制、粘貼的剪輯過程,成了托關系、走后門的公關過程,或者干脆就是花錢買版面的交易過程。恰恰是這樣的論文,評定職稱的時候需要,續聘教授的時候需要,認定學校業績的時候更需要——本該代表學術水平的論文,卻讓學術喪失了比較后的一點尊嚴。這樣的論文,越是繁榮,學術就越沒有希望。
研究生能不能畢業,本該由自己認定的,卻得看論文能否發表,也就等于交由雜志社把關了;職稱夠不夠格,教授能不能續聘,學校辦得有沒有水平……也都交給發表論文的雜志社了。這碩導、博導自然當得省事,評定職稱、續聘教授、評價學校的業績,自然也都成了數數論文就能搞掂的省力事。論文決定了一切,論文也就掉價了。差不多凡是識字的,都會寫論文;無論和誰幾天沒見,冷不丁就會聽他說又發表論文了。現在,怕沒有比論文更不值一看的東西了。
當年的一段佳話,令人不勝感慨。說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推薦陳寅恪來當教授,曹云祥問是哪國博士,陳寅恪讀了哈佛大學、柏林大學,卻偏什么博士也不是;曹云祥問有什么論著,陳寅恪在他研究的領域無疑代表著當時中國學術的比較高水平,但他當時偏就什么論著也沒有。看曹云祥面有難色,梁啟超說:我著作等身吧?但我所有的著作,未必比得上陳寅恪的幾百個字。于是,陳寅恪就進了清華,就做了教授。今天,陳寅恪不可能有了,梁啟超不可能有了,曹云祥也不可能有了。說是管理科學了,什么都拿定量考核了,論文能說事了,可論文偏就忽悠了學術,讓學術蒙盡了羞辱。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論文走俏為標志的科學管理的時代,恰恰是管理弱智的時候。難得有七所大學取消了論文的硬指標,也許能重塑一點學術的尊嚴,而這,正是這一事件的學術意義所在。作者:慕毅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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