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會愿意讀MBA？

    去年底，我問一位與商學院有密切業務聯系的男士，怎么形容商學院過去一年來的態度。他立刻答道：它們就像一群把頭埋在沙子里的鴕鳥。停頓了一會兒，他接著說：“而一群水牛正沖它們奔來。”

    這話也許有點尖酸，但有一定道理。在經歷了一年的經濟動蕩和學術創傷后，多數商學院似乎已變得不知所措。

    它們對整體課程做了一些調整，以回應人們對不道德行為日益加劇的擔憂，并加強風險管理和金融衍生品等科目的技術課程。

    另外，個別教授和院長提議，商學教育需要更加系統化或專業化，向醫學和法學之類的學科看齊。哈佛(Harvard)的拉凱什•庫拉納(Rakesh Khurana)和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的弗蘭克•布朗(Frank Brown)是這一運動的領軍人物。在一名哈佛畢業生的帶頭下，全球幾千名MBA學生簽署了一項誓言，聲稱他們以后的行為將遵守道德規范。此舉毀譽參半，既有人熱情響應，也有人大加嘲諷。

    但從根本上說，商學院有什么真正的改變嗎？今年夏天，投資銀行將再度開始招聘人手。屆時，MBA畢業生會回避這些工作，還是會像他們的學長一樣替銀行家打工？

    盡管許多商學院教授希望用幾年時間來修補課程，但似乎他們大多不能考慮調整課程結構。在以兩年制MBA課程為主的美國，情況尤其如此。

    兩年制課程存在一個固有的問題：債務。MBA學生不僅要繳納學費，還必須過上兩年沒有收入的生活。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是全球獎學金最豐厚的商學院之一。根據該校數據，2009年哈佛MBA畢業生平均負債近7.7萬美元。獎學金較少的頂尖商學院的畢業生負債更多。

    由此引出一個問題：誰會愿意讀MBA？一個答案是，全球每年有成千上萬的管理人士競逐這些令人艷羨的學位。但統計數字顯示，他們是一個自我篩選的群體。

    首先，他們是男的。粗略看一下頂尖商學院的統計數字：60%或更多的學生是男性。在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這個頂尖的兩年制MBA，這一比例更是高達73%。

    其次，他們是準備承受以下風險的人士：投入整整兩年時間，但讀完后未必能找到高薪工作——本學年的畢業生就認識到了這一點。

    姑且不談那些愛冒險的男性，對其他MBA學生來說，不管他們各自懷著什么良好的心愿，當他們找工作時，債務都會成為左右他們決策的一大因素。如果一個人欠著近9萬美元債務，卻拒絕一份高薪的銀行工作，而寧愿效力于非盈利組織，那真是勇氣可嘉。

    在這一點上，那些開設一年制MBA課程的商學院也許會沾沾自喜。是的，它們的課程更加劃算。但它們帶來的許多問題與兩年制MBA別無二致，從它們那里畢業的學生也與兩年制MBA如出一轍。看看MBA學生的典型經歷，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這個特殊群體會給人傲慢自大、好斗和愛出風頭的印象？明白所有這些因素之后，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MBA學生會被指責制造了本次經濟危機？

    如果商學院的任務在于幫助創建和管理成功企業，那么上述因素無一具有特殊作用。為了完成這一任務，商學院必須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如何吸引廣大背景各異的學生前來就讀？其次，如何促進企業管理層性別的多樣化？第三，如何教給管理人士那些他們在必要時所需了解的知識？

    如果商學院不肯主動改變，那么它們或許會被學生逼著改變。隨著攻讀MBA成本的上漲，MBA學位所帶來的薪酬優勢逐漸減弱。英國《金融時報》在過去十年中為編制MBA排行榜而收集的數據顯示，十年來，薪酬增長穩步下降。

    以英國《金融時報》2001年的排行榜為例，在美國十佳商學院中，有八家商學院的畢業生報告稱，從開始讀MBA算起的五年內，他們的薪酬增長了兩倍多。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哥倫比亞商學院(CBS)，在250%以上。

    但在今年的排行榜中，薪酬增幅已經減半。哥倫比亞商學院依然是增幅最高的，但也只有121%。有朝一日，學生們可能真的會決定用腳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