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報道改變MBA命運

　　這件事發生在1987年。這篇文章叫《命運備忘錄——38名工商管理碩士（MBA）的境遇剖析》，發表在12月2日的《中國青年報》上，署了6位記者的名字：張建偉、蔣崢、陸小婭、郭藍燕、高峻、寧光強。

　　21年后的2008年12月3日，這篇報道的牽頭人張飚說：“我們六路人馬出動，做這個重頭報道，不僅是為了‘解放’這批人；我們的著眼點，是關注在僵化的人才制度下，一代人的命運。”

　　張飚，時任《中國青年報》副總編輯，現為中國書法家協會駐會副主席。“命運備忘錄”這5個字，便是他揮毫書寫的。

　　他說：“見報當天，國務院代總理李鵬就過問此事。”文章執筆人張建偉說：“報社馬上接到通知，國家經委、國家教委、國家科委、勞動人事部等6個部門的領導，為MBA問題，要與《中國青年報》對話。”

　　時任報社科技新聞部主任的陸小婭回憶：“我記得，當時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主持了兩次座談會。他說，報紙是他的孩子給他看的。”

　　陸小婭參與組織了這次報道。最早，她是從本報記者葉研手里得到了這封信。

　　信只有兩頁。信中說，《中國青年報》敢于直言，我們愿意向你們提供首屆中美聯合培養的MBA學員回國后的命運。

　　什么叫MBA？在當時是個新名詞，沒幾個人知道。陸小婭說：“我們還查了英文字典。”

　　張建偉說：“這就好像‘活人被處死’一樣難受。”在見報的文章開始，他寫道：“MBA們問：我們年紀輕輕，卻無用武之地：報國無門，苦惱不堪；為培養我們，國家耗資百萬，我們歷盡艱辛，然而，培養與使用完全脫節——我們懷疑，國家耗費巨資辦這種人才項目是為了什么？”

　　寫信的人，是38名首批MBA之一。為了保護他，他的名字在報社也是少數人知道的秘密。十多年后，謎底才被揭開，他叫才讓，是鋼鐵研究總院的藏族技術員。

　　才讓的命運不錯，回國后便受到重視，由科研部門調到政策研究室，負責起草單位改革方案。現在，他是中央企業中國鋼研科技集團公司的二把手。

　　當時，他是仗義執言，在北京為分散在全國的同學打抱不平。才讓說：“《中國青年報》記者接到信后，就在我們大院里小花園邊的長凳上采訪我。晚上，我帶他到一個同學家采訪。沒有電梯，我們爬上16樓。在北京的四五個同學來了，我們用一個煤油爐煮了點湯，大家邊吃邊說同學們的命運。”

　　中國首批MBA的誕生背景逐漸清楚。

　　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后，鄧小平訪美，與美國政府達成協議，協助中國培養管理人員。地點選在大連工學院內。原國家經委副主任袁寶華說：“當時還不叫MBA，它就叫管理培訓中心。”

　　1984年4月，美國總統里根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宣布，這個班，畢業生將獲得紐約州立大學授予的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當年7月，招生在全國鋪開。9月，440名精通外語、有3年實踐經驗的青年人才被選拔出來，獲準應試。10月，留下40人入學。兩年后，39人完成國內學業，赴美實習一學期，他們被譽為“中國經濟管理黃埔一期”學員。

　　1986年，39人的出國培訓經費，幾乎用掉國家經委全年出國費用的一半。

　　才讓說：“每一個學員都體會到期望背后的壓力。朱镕基，當時是經委副主任，給我們做出國動員；我們的畢業典禮是基辛格來做講演。”

　　陸小婭說：“當時，這些人是中國‘稀有資源’。可是付出了這么高的成本以后，為什么回國以后他們覺得無用武之地？報社總編輯徐祝慶下了很大的決心，派6個記者，做覆蓋式采訪：爭取把這38個人全部采訪到。”

　　當年31歲的郭藍燕是6名記者之一。她回憶：“我去天津采訪了學員王海濤的領導。他的領導認為，我已經很用人才了，讓這位MBA給外國專家送送信，當生活翻譯，兼管雜務，風吹不著，雨淋不著。”

　　而另一位MBA被塞進人浮于事的科室中當科員。畢業10個月，無所事事，只被人當了一次評職稱的“砝碼”。

　　在評職稱的時候，那個白頭發的科長說：“看他們敢不評我高級職稱？我的能力還不夠強嗎？全廠唯一的研究生都在我的領導下！”

　　這篇報道呼吁：“政治體制不進行改革，官僚主義不會被徹底埋葬。MBA在中國的命運已提醒我們：中國人才的危機不是什么別的危機，恰恰是以人治為特征的舊政治體制危機的投影。”

　　陸小婭說：“還有一個反響，我們沒有意料到。報道發出來后，我們收到好多電報，是要人的，要這批MBA。”

　　她和本報副總編輯張飚參加了國務院六部委和本報的“對話會”。張飚說：“會場爭論很激烈。”

　　當時國家教委反對的意見之一是：對留學生使用中存在的問題只能發內參，不應該公開報道，否則會增加他們回國的顧慮。

　　陸小婭記錄了張飚的現場發言：第一，留學生回國的最大顧慮是原有人事制度的束縛，這篇文章剖析制度的弊端，一定要公開見報。中國對人才浪費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不大喝一聲，不足以使人清醒。

　　第二，留學生有諸多信息渠道，如果我們的媒體只報喜，不報憂，恰恰不能使他們全面了解國內，從而產生懷疑。

　　當時，袁寶華勸一些部委領導：“不必糾纏枝節了，看看問題該怎么解決吧。”

　　才讓說：“我們只要一個條件，讓我們有流動的自由。那時候，中國沒有人才自由流動制度，只要單位領導不放你，你一輩子都走不了。”

　　最后，袁寶華拍板：給予這批MBA“特殊政策”，允許他們自由流動。

　　第一代MBA就這樣被“解放”了。從他們開始，更多中國人逐漸有了換工作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