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矛盾分析

技術進步是經濟發展的持久動力,是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必由之路。但是根據馬克思的資本有機構成理論,技術進步會提高資本有機構成,從而使資本構成中的可變資本減少,引起失業的增加。由于我國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就業問題一向是一個事關全局的戰略性問題,如何認識和處理好技術進步與就業的矛盾,也一直是理論界研究和爭論的熱點。

技術進步影響就業的途徑和效應

如果將生產要素簡單地分為勞動者、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勞動手段實現的。勞動手段的革新不僅降低了勞動強度,而且也在更大程度上替代了一部分勞動力。技術水平的提高,會排斥勞動,當生產率的增長是通過具有較高生產率的工作來替代較低生產率的工作時,就會增加失業。與此同時,勞動手段的革新對勞動者的熟練程度、勞動技能和知識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勞倫斯在1993年的研究中發現,從1979年到1989年,在美國制造業部門中非生產性工人工資的增長速度比生產性工人工資的增長速度高出近10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技術進步導致的勞動生產率提高、生產成本的下降和產品價格水平的降低,進而增加企業和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彼薩里德斯在1990年用勞動力市場模型分析了生產率增長對均衡失業率增長的影響,認為增長率的提高創造了一些新的工作崗位,并由此降低了失業率,即技術進步的“第二次就業效應”。技術進步對就業的間接影響,在于技術進步能開發新產品、開辟新的生產服務領域和新的產業,從而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美國在技術進步的推動下,呈現出經濟持續增長、失業率低于“自然失業率”的態勢被看作這種“補償效應”最有說服力的例證。

技術進步進程對就業的影響

科技成果往往首先被用于對現有生產工藝和設備的局部性革新,用于對現有產品功能、規格、款式等的改進,這個階段的技術進步對勞動力需求的影響是有限的。當科學技術可以從根本上改變現有的生產工藝和技術裝備時,技術進步將“摧毀”一部分產品陳舊和技術水平落后的勞動崗位,從而造成大量失業,這是技術進步對就業影響較大的階段。
當科學技術不僅可以改造傳統產業,而且可以開辟出全新的產品、全新的服務,科技成果可以直接實現產業化時,新的就業崗位也就產生了,技術進步對擴大就業的正效應就可能抵消其增加失業的負效應。從總體上來看,技術革命主要是導致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并不必然導致失業,它對就業具有“雙刃劍”的作用。在對傳統產業形成了巨大沖擊的同時,它能夠創造全新的產業,制造全新的需求,產生新的就業群落。

我國的現狀和技術政策取向

中國今后一二十年的發展趨勢,仍然是工業和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日益加大以及農業的比重逐漸減少。正如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東京工業大學教授渡邊利夫在接受中國《經濟日報》記者采訪時所說的那樣:“比起體制轉換來,結構的轉換將十分艱難。如果采取極端手段,體制在一夜之間就可以改變;而經濟結構的轉換、尤其中國要從農業國轉為工業國,需要十幾年甚至是幾十年。在今后的三五十年里,中國政府面臨的最大課題就是就業”。根據世界銀行統計,1999年我國總勞動力人口為7.51億,占世界總量的26%,相當于高收入國家總勞動力人口(4.35億)的1.73倍,因此,我國既要積極擴大就業,又要不斷推動科技進步,兩者缺一不可。這看起來好像有些矛盾,其實并非如此。關鍵是要針對我國的具體情況,找出協調這兩方面因素的技術政策。
從各國工業化過程來看,有三種技術路線:一是節省資本,多用勞動力。即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側重于使用勞動力多的技術創新。二是節省勞動力,多用資本。即側重于使用資本投資多的技術創新。三是介于兩者之間。勞動力資源豐富的國家通常采用第一種模式,勞動力匱乏而資本充裕的國家多采用第二種模式。我國是一個自然資源和資金相對短缺,而人力資源豐富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國家,勞動力的成本若以日本為100,則美國為66,英國為32,韓國為24,泰國為6,中國為3.5。這說明我國勞動力在國際競爭中的實力是相當強的。根據我國的這一“比較優勢”和嚴峻的就業形勢,應確立就業優先的經濟發展戰略,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吸收更多的富余勞動力。
可能有一種誤解,認為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屬于先進生產力,勞動密集型產業屬于落后生產力。其實,這三類產業在現代市場經濟中各有自己適應的范圍,并不存在先進與落后之分。有些勞動密集型產業也是技術密集型產業,例如有些科研單位、新技術開發機構占有的物質資本并不多,但擁有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屬于智力勞動密集型,當然也是技術密集型產業。我國技術政策的取向應側重于發揮技術進步在開發新產業、發現和使用新資源、開發新的產品品種、改善生產和自然環境等方面的功能,在技術選擇方面盡量采用“適度技術”,減少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強化技術進步對開辟新的就業機會的“補償”功能。

解決技術進步與就業矛盾的對策

通過以上分析,不難看出,要解決好我國現階段技術進步與就業之間的矛盾,必須進一步深化改革,采取包括轉變經濟發展戰略以及相應的技術政策和產業政策,理順政府、市場和企業之間的關系。具體來講,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轉變經濟發展的戰略思想,采取就業優先的增長模式,效率與就業并重
效率與就業這一尖銳的矛盾,決定著中國未來的政策選擇和經濟發展。用犧牲效率與效益來擴大就業機會,將喪失國家競爭力,而片面追求效率效益,將使更多的人進入失業行列。解決效益與就業的惟一出路,是采取效率與就業兼顧并重的政策。一方面有選擇地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另一方面同時發展以制造業為骨干的傳統產業。中國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主要注重的是如何把物的要素從原有體制的束縛下解脫出來,而人的要素擺脫原有體制的改革則嚴重滯后。這一“滯后”不僅使就業的矛盾更為突出,而且也抑制了消費的增長,現階段困擾我國宏觀經濟的兩大難題:失業和內需不足,其中存在著必然的聯系。就業優先并不意味著政府對高科技產業的忽視,相反,少數關系到國民經濟命脈、帶動能力強的關鍵行業和代表未來發展方向的新興產業以及核心產業技術,國家要大力支持其發展。
2.根據區域經濟基礎和產業結構特點確立適合的產業政策
我國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之間的經濟基礎和經濟結構差異非常大,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高新技術和第三產業十分發達,而內地及部分沿海城市勞動力成本比較低,以勞動密集

型的制造業作為經濟的支柱。在確立技術和產業政策時,應根據不同區域的經濟基礎和產業結構特點區別對待,采用適合本地經濟結構的技術和產業政策。高新技術無疑對提高國家科技競爭力和產業競爭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高新技術產業內含大量人力資本和研究開發費用,初期投入非常巨大,并且對勞動力的素質、軟硬件環境的要求非常高。所以有條件、有優勢的地區,應該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但是,千萬不能遍地開花,窮山溝里也搞什么科技園區。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稱北京、上海、廣州等科技實力比較強的地區為A類區域;其他的為B類。A類區域,經濟和科技實力強勁、高素質人力資本充裕,應充當高新技術和相關產業的領跑者,大力發展新技術,并以自身的輻射作用帶動周邊地區的產業進步。B類區域,不具備發展高技術的經濟和科技條件,但這些地區勞動力非常豐富,而且相當廉價,應當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的劃分標準,按照產業部門中R&D經費占總產值的比例來定義技術密集度,把制造業劃分為高技術、中高技術、中低技術和低技術四個組別。中技術產業的產業關聯度大,不但可以增加本產業的直接就業,還可以增加相關產業的間接就業,能夠發揮技術進步的“就業補償”效應。因而B類區域,應大力發展中技術產業。
3.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和教育業,積極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第三產業具有需求收入彈性高、投資少、見效快、吸收勞動就業多等特點,同樣的資金投入和增長,第三產業能夠產生比其他產業高得多的就業崗位。但是我國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目前僅占30%左右,而一些發達國家的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比重達到70%12AA。第三產業的發達程度,是伴隨著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提高的,政府應大力推進城市化建設,把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有機結合起來,帶動農村第三產業的發展,吸收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
教育也是21世紀初我國新的經濟增長點。美國經濟學家丹尼森指出,美國1929-1957年的經濟增長中有20%是由教育引起的。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目前我國城市居民消費支出中增長最快的是教育。技術的進步,導致對勞動力素質的要求日益提高,我國目前一方面失業嚴重,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大量崗位空缺,表現為無技術的非熟練勞動力就業難,而有一定技術水平或熟練勞動力卻遠遠供不應求。要解決或緩解這一矛盾,我們就要在今后調整產業結構時,加大對教育事業的投入,包括發展各種形式的職業教育。
中小企業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最主要的渠道。發達國家的全部企業中,99.5%12.2上是中小企業,65%-80%的勞動力在中小企業就業。同時,中小型企業是高新技術產業的主要載體。近20年來,西方國家普遍建立了扶持中小企業的政策體系。這是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有沒有活力,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小企業的發展狀況。所以,為了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為了解決就業問題。國家應該大力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其提供公平的政策環境、規范的管理秩序以及廣泛的社會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