ＣＳＲ：２００６商界第一流行語

來源：時間：2008-03-03 11:34:36

　　作為舶來品的CSR（企業社會責任）正在成為商界的一個熱門詞匯。但就像硬幣的兩面一樣，CSR成為一些人提升企業境界、與社會融合的新工具，但也在成為另外一些人忽悠、發財的新道具
　　
　　今年3月，記者在一個論壇上遇到華威濂，他遞過來兩張名片。一張名片的頭銜是拜耳中國企業公關傳媒總經理，另一個是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11月初，再次遇到華威濂，他的名片又多了一張，頭銜是中國歐盟商會企業社會責任工作組主席。“10月份，我參加了15場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論壇會議，連回美國休假都到哈佛大學講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呢！”和善親切的華威濂喜歡談論這個話題。
　　作為一名研究SA8000（社會責任標準）與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CSR)課題的專家，廣東社科院的黎友煥教授最近總是接到一些陌生來電，邀請他出席各種五花八門的關于企業社會責任的論壇、會議，給企業家們講課。

　　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發源于歐美，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的企業社會責任成為一個熱門詞匯，一門顯學。這或許是反對CSR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不曾想到的。1970年時他曾說，“企業惟一的社會責任就是在競爭的規則范圍內增加自己的利潤。”
　　然而，隨著科技與經濟的飛速發展，世界正處于飛速的變化之中，文化、企業和社會生活都在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就在2005年，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本家托瑪斯·弗里德曼寫作的《世界是平的》暢銷全球，他指出新一波全球化的浪潮正在抹平一切疆界。在這股世界扁平化的浪潮中，現代經濟社會賦予了企業新的角色和新的責任。不管你愿不愿意，它已經來了！
　　但不幸的是，作為舶來品的CSR一進入中國就變成了有中國特色的事情，一方面，CSR成為一些人提升企業境界、與社會融合的新工具，但也在成為另外一些人忽悠、發財的新道具。
　　
　　CSR是什么
　　
　　北京大學民營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單忠東教授常常會到企業去做調研，有時候他會詢問這些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令他驚訝的是，很多企業家的回答是：“有的，我們捐了不少錢。”—不少企業家將CSR簡單理解為捐款或者慈善。
　　對于CSR的誤讀并不僅限于此。在10月15日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成立大會上，某媒體記者向同盟會長馬蔚華提問，其個人年薪有多少用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事實上，作為招商銀行行長的馬蔚華的年薪乃是其個人勞動所獲得的報酬，與招商銀行作為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本是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然而，這一提問卻反映了社會轉型期貧富差距拉大后，公眾對于企業和企業家的壓力在不斷增大。
　　對此，《中國企業家》雜志社社長劉東華有個精辟的比喻：“這就好比號召大家都去學雷鋒，并認為學雷鋒就是放下本職工作去掃大街搞衛生。如果一個醫生兢兢業業給病人看病，沒有去掃大街搞衛生，就會被認為是沒有學雷鋒。這種似是而非的東西流行起來，會讓企業家們無所適從的。”
　　CSR是什么？盡管世界銀行、歐盟以及各流派的學者對于CSR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但CSR主要指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起對企業利益相關者的責任，保護其權益，以獲得在經濟、社會、環境等多個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能力。利益相關者是指企業的員工、消費者、供應商、社區和政府等。從內容來說，CSR主要包括法律責任、經濟責任和道義責任。
　　跨國公司對于CSR已經研究了幾十年，并將CSR融入到企業的經營戰略之中。在被問到本土企業與跨國公司在承擔CSR有何不同時，諾維信中國戰略與公司事務總監陳紅指出，國內企業對于CSR的理解思路不清晰，這影響了中國企業對CSR的履行。
　　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秘書長何志毅教授對于CSR有著清晰的認識，他指出發起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的企業具有四個共同特點，即好人好事、有力有閑、無病無災、互敬互愉，這些企業都超越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和經濟責任階段，并將履行道義責任。經過多次探討，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同盟決定將“助教扶貧”作為其第一個公益項目。
　　
　　商界新浪潮
　　
　　身處中國商業大潮中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當前企業社會責任的盛行。
　　吉林大學商學院副教授田虹認為，CSR的興起與經濟發展有直接關系。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企業已經成為地球上最強大的機構。據統計，1999年，世界100個最大的經濟實體大部分是跨國企業。200家最大企業的總銷售額超過世界經濟活動總額的1/3。
　　與此同時，新技術的發展一日千里，正在成為全世界幾十億人口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信息技術革命使這個世界日益扁平化，全球市場、勞動力和產品都可以被整個世界共享。無法阻擋的全球化浪潮使企業賴以生存的商業環境發生巨大變化。經濟全球化的同時也伴隨著貧富差距的擴大，勞工權益保障日益成為世界性的社會問題。現代經濟社會賦予了企業新的角色和新的責任。
　　在這股世界扁平化的浪潮中，28年前中國開始了改革開放，后來又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而更加深入地參與到了世界經濟之中，企業與社會之間的聯系日益緊密。然而，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文化層面的發展卻沒有與之齊頭并進，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公眾要求企業承擔更多的責任。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從經濟人和社會人的角度分析，從理論上說明了為什么我們要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他指出，人不僅僅是經濟人，還是社會的人，企業社會責任是體現以人為本的事情。人作為社會人，就應該懂得生產的目的不僅是生產物質產品，而且是在培養人；我們應該懂得一個人的幸福是依存于周圍人的幸福，周圍的人幸福了，你才能真正感受到自己是幸福的。
　　來自企業界的聲音則從實踐上說明“企業社會責任不但是件好事，而且是必需的事”。華威濂表示，負責任的行為將帶來持續的商業成功，不負責任的行為則會帶來很大的風險。中國民生銀行公關策劃處的洪波詼諧地說：“如果你的親戚都是窮親戚，他們都找你借錢，想想你的日子能好過嗎？所以必須幫助他們，使他們也變富。”
　　事實上，越來越多的企業從履行社會責任中嘗到了甜頭。對此，華威濂感觸頗多。作為一家有著100多年歷史的醫藥公司，除了謀取利潤以外，拜耳集團一直致力于在公共衛生和體育方面有出色表現。在華威濂的倡導下，拜耳中國先后與環保、艾滋病援助以及特奧會等公益活動結緣，并聘用了一名智障女孩賈思蕊來公司工作，擔任拜耳的形象大使。“前不久，一位中央領導接見了賈思蕊，問她在哪里工作。她驕傲地說，‘我在拜耳工作’。看，通過賈思蕊，這位中央領導都知道了拜耳，而這與廣告的效果完全不同。”華威濂頗為得意。
　　而誕生于庫布其沙漠腹地的億利資源集團為了求生存求發展，面對惡劣的自然環境，被動地走上了一條治沙的道路，他們搞起了防沙治沙工程，修建了五條橫縱穿越庫布其沙漠的穿沙公路，卻意外地找到了新的企業發展戰略，不僅經濟效益明顯，還保護了環境，創造了積極的社會效益。其總裁王文彪對此十分自豪：“我想給比爾·蓋茨和李嘉誠寫信，跟他們談談億利，我們中國本土企業也能很好地承擔企業社會責任。”嘗到了甜頭的王文彪表示，“沙漠產業將是我們畢生最大的舞臺”。
　　
　　被異化的CSR
　　
　　企業社會責任本是一件好事。然而，就像一場突如其來的颶風，自2005年下半年開始的CSR風潮席卷中國大地，無數的會議、論壇、培訓伴隨著這股風潮而誕生，一時間，全民都在討論CSR。
　　田虹說：“這股企業社會責任的風潮，給人‘雷聲大、雨點小’的感覺。開會的人多，做事的人少。”《中國企業家》雜志主編牛文文表示了他的擔心，“就怕熱得快，退得也快”。事實上，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CSR正在成為某些人謀利的工具，有被異化的危險。
　　一些從看似與CSR沒有關系的媒體將內容全部改為談CSR，圍繞這個議題，出書、培訓、開會，不亦樂乎。各種各樣關于CSR的聯盟、統一陣線、研討會不斷誕生。“宣傳企業社會責任是件好事。可是其中有些人卻利用中國企業界對此無所適從的心態，將企業社會責任變成掙錢的工具。”黎友煥教授說。
　　當然，中國企業對于CSR的確有了解學習的需求。深圳市政府的研究報告顯示，100％的出口型企業全都受到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影響。通過跨國公司的產品供應鏈以及供應鏈之間的競爭，CSR傳導到了許多中國企業。沃爾瑪、家樂福、蘋果等跨國公司紛紛要求其在中國的供應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通過SA8000驗證。這些被要求通過驗證的工廠大量聚集在珠三角地區，集中在服裝、鞋帽、電子、玩具等行業。
　　然而，由于處在產業鏈的最末端，這些工廠的利潤十分微薄。許多工廠在勞工保護方面并不符合SA8000的要求，于是，作假通過驗證便成為一些工廠的選擇。同時，驗廠的認證費也是有成本的。黎友煥舉例，“300人的工廠，認證費、資料費和包裝費等總費用需要幾十萬元。而聘用驗廠員的費用則按每天750美元計算，還不算后續的跟蹤檢查。”跨國公司強制性的驗廠，又催生了一批以驗廠為營生的“得益者”。跨國公司對CSR的要求和中國制造業的現實情況，使得許多企業在責任與利潤之間艱難權衡，很難兩全。
　　中國過去20多年一直推崇顧客至上的窮人資本主義。所有人不顧其他，只求用最快的速度、最低的價格生產最通用的產品，滿足顧客的需求。牛文文呼吁：“過去20年我們認為企業家是英雄，現在我們認為，如何讓社會尊重你和如何成為社會的企業是最重要的。對于中國企業來說，探索一種和諧的商業模式和新的商業價值觀，是一種更為重要的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