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號外”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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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8-03-11 18:04:26
九七，大團圓結局。“香港比以前更平靜。”
對于香港的未來，林奕華提過一個娛樂化的設想：如果劉德華當特首！電影《金雞》延展想象：到2046年，劉德華真的擔任了特首，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是湯姆•克魯斯，要求美元和港元掛鉤（過去20年，香港施行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劉特首斷然拒絕，并宣布港元和美元匯率為1:7.8。
“如果普選的話，劉德華不是不可能啊。”陳冠中邊抽煙邊笑，“反正他很香港。”
陳冠中比劉德華大10歲，他也很“香港”。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書中，他把自己這樣在1950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香港人稱為“名副其實的香港人”，“他們這代人在香港成長，人生經驗在香港形成，也有機會主義的特點，有局限也有優點……或許可以作為今天的內地的一個參照。”
曾與陳冠中合作過的攝影師這樣描述他：“一個真正的陳冠中在他心里埋藏著，那是一個喜歡垮掉的一代的他，一個幻想著波西米亞中國的他，也是一個懷戀著70年代香港文藝復興的他。”
當年的陳冠中的確很波西米亞（嬉皮+雅皮），他喜歡Beatles、《滾石》、法國新浪潮。1976年，美國留學回港的他拉著幾個朋友創辦了《號外》雜志，試著觸摸和表達一代香港人的思想、感情和趣味。“三十年來，《號外》被認為是香港惟一一本雅皮雜志，把它排在一起，基本上可以看到這個城市潮流民生的變化。”圍繞《號外》，也形成了一個文化圈子。當年的三個美術指導，奚仲文、張叔平、劉天蘭，現在都是殿堂級的人物。“做服裝助理的小朋友”譚燕玉，后來她去了紐約，即著名的服裝設計師Vivian Tam。
“如果你只看《號外》，你會錯覺香港是很重視文化的。”陳冠中說。這本雜志做的事情不叫“做”，叫“玩”：劉德華剛出道時赤膊登上《號外》封面；第二個做此造型的是1984年電影《黃土地》的攝影師張藝謀，他“長得實在像三島由紀夫”。最老的封面人物可能是“第一代黃飛鴻”關德興——他持槍，一身西部牛仔打扮。1982年中英談判，《號外》促狹地給香港地圖改名，猜測皇后大道幾時會更名為“愛國大道”。后來某篇文章里，作者將中環商業區的寫字樓群惡作劇地解讀為性象征圖騰。
盡管做了這么多“無厘頭”的事情，陳冠中也承認“周星馳賦予了香港一個新的意義”，但是他對“解構”很警惕。他認為香港被“過度隱喻化”，人人都可以說香港的故事，但這個城市過于零碎，難以總結集體記憶。“香港太好被論述了，最后反而定型在一個很簡單的位置上，影響了我們反思。任何把香港簡單的隱喻化我都不太愿意，香港應該復雜化，這樣她才能呈現更多不同的面貌。”
陳冠中后來做編劇，經歷了香港電影的盛景和衰落。他寫的《等待黎明》捧出了金馬影帝周潤發，《不是冤家不聚頭》使蕭芳芳獲金馬影后。他身份多樣，參與創辦臺灣《超級電視臺》和大陸的《現代人報》、《大地唱片》、《三聯生活周刊》等項目。
人到中年，激情沉淀，陳冠中搬到北京來生活。當年的先鋒青年有了距離感，開始反思和審視香港和香港一代人的生與死（他很欣賞簡•雅格布斯寫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雜種文化、搞掂精神、功夫之城、港式誤區、香港夢……這些都是他剖析的香港側面。“我以名勝、奇觀、購物、娛樂和摩登性來想象別的城市，也以同樣角度來理解香港。”
1997年回歸的那天晚上，陳冠中待在臺北家里看電視，“沒有興奮感……就這么一件事，香港人已經過了十幾年。”
2007年的回歸紀念日，陳冠中也沒想要怎么過。艾敬把《我的1997》改編成《我的1997和2007》，他也不知道。“香港的故事在‘九七’以前就說完了……”他說，“1997年是大團圓結局，Happy ending，一夜無話，今后都不會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
世紀之交，田壯壯重拍費穆的《小城之春》：“人們總想在某個時間點慶祝，認為過了這個時間點，一切都會煥然一新。這種希冀往往是虛妄的，生活不過回復它以前的樣子，一切都不會改變。”
陳冠中同意這個邏輯。“香港會比以前更平靜。”他說。
《號外》背后的香港
《中國企業家》：還記得《號外》創刊時香港的政治氣氛、社會民風嗎？
陳冠中：香港的六十年代，我稱之為進步年代。此前，香港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社會動蕩：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騷動；1967年，左派發動“反英抗暴”運動，炸死了很多人。這之后，政府就要改變，1970年搞了香港節，鼓吹“香港是我們的家”、“We Love Hong Kong”。1971年，港督麥理浩一來就大力改革，所有我們現在知道的香港的基本建設都是在這時期做的，這給香港的經濟起飛打下一個非常好的基礎。然后香港就“翻”過來了，整個氣氛變了，是一個已經改良過、轉型后的香港。
《中國企業家》：當時的經濟、商業是怎樣的？
陳冠中：我們這一代人都記得1971年。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從100點漲到1700點，1973年崩盤，又回到100多點。這是一次教育，身邊的人瘋了一樣玩股票，然后破產（1973年還是世界石油危機）。再然后，我們就出來到社會上做事了。
當時我在香港大學念政治和社會學，本來出路只有教書和公務員。但是突然，在我畢業前一年，1973年，我的同學有三十幾個人被一家外資銀行請去了，有的做幾年一下子就做到副總裁了，在廣告公司就做第二把手了。所以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多了一個出路——進入商界。香港的經濟起飛大概也就是從1973年開始的。
《中國企業家》：《號外》主要做什么內容？
陳冠中：我們覺得有意思的都做。一邊可能有人在寫西方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人可能在寫時裝，完全矛盾的。《號外》關注另類的話題，1977年，我寫了一篇香港同性戀圈子的文章，很震撼……后來我們開了一個“少數權力”的專欄。
主流媒體當時有《明報周刊》，我們挖掘暗流，但是這個暗流特別多人支持。我們做過很多文化人的封面，比如金庸、倪匡、王家衛、亦舒，就是主流媒體不覺得他有商業價值的人。《號外》的封面很多都是明星，張曼玉就上過7次封面，但角度有趣，你是靚仔明星，可能就把你弄得丑一點。比如周潤發在洗澡，張國榮反串女性，林青霞穿男裝……
《中國企業家》：作為一本城市文化雜志，《號外》為什么能存活30年？
陳冠中：《號外》完全是跟香港同步成長的。我們用很大的篇幅去報道一些還沒成名、主流媒體還沒報道的人物，后來他們越來越厲害，把《號外》也帶上去了。
1983年之前，我們一直是虧本的。1983年底，美國興起了“雅皮”潮流，很多品牌開始進入香港，我們就被定位成香港惟一的雅皮媒體——是個美麗的誤會，廣告就進來了。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是《號外》廣告最好的時期，十幾年都是中文月刊第一名，超過女性時尚雜志。當然，《號外》也做了一些調整，有很多妥協……
《中國企業家》：為什么商人、企業家從來沒上過《號外》的封面？
陳冠中：早期我們寫過兩種人，一種是在商界做執行做得不錯的，還有就是政府里面的華人官員，他們還沒成名，屬于崛起的新生代。八十年代中期，《號外》還辦了一次創業獎，請了一些大商家來做評判，那時候大家剛剛開始談論創業這個概念。
對于香港的未來，林奕華提過一個娛樂化的設想：如果劉德華當特首！電影《金雞》延展想象：到2046年，劉德華真的擔任了特首，而當時的美國總統是湯姆•克魯斯，要求美元和港元掛鉤（過去20年，香港施行與美元掛鉤的聯系匯率制度），劉特首斷然拒絕，并宣布港元和美元匯率為1:7.8。
“如果普選的話，劉德華不是不可能啊。”陳冠中邊抽煙邊笑，“反正他很香港。”
陳冠中比劉德華大10歲，他也很“香港”。在《我這一代香港人》一書中，他把自己這樣在1950年代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一代香港人稱為“名副其實的香港人”，“他們這代人在香港成長，人生經驗在香港形成，也有機會主義的特點，有局限也有優點……或許可以作為今天的內地的一個參照。”
曾與陳冠中合作過的攝影師這樣描述他：“一個真正的陳冠中在他心里埋藏著，那是一個喜歡垮掉的一代的他，一個幻想著波西米亞中國的他，也是一個懷戀著70年代香港文藝復興的他。”
當年的陳冠中的確很波西米亞（嬉皮+雅皮），他喜歡Beatles、《滾石》、法國新浪潮。1976年，美國留學回港的他拉著幾個朋友創辦了《號外》雜志，試著觸摸和表達一代香港人的思想、感情和趣味。“三十年來，《號外》被認為是香港惟一一本雅皮雜志，把它排在一起，基本上可以看到這個城市潮流民生的變化。”圍繞《號外》，也形成了一個文化圈子。當年的三個美術指導，奚仲文、張叔平、劉天蘭，現在都是殿堂級的人物。“做服裝助理的小朋友”譚燕玉，后來她去了紐約，即著名的服裝設計師Vivian Tam。
“如果你只看《號外》，你會錯覺香港是很重視文化的。”陳冠中說。這本雜志做的事情不叫“做”，叫“玩”：劉德華剛出道時赤膊登上《號外》封面；第二個做此造型的是1984年電影《黃土地》的攝影師張藝謀，他“長得實在像三島由紀夫”。最老的封面人物可能是“第一代黃飛鴻”關德興——他持槍，一身西部牛仔打扮。1982年中英談判，《號外》促狹地給香港地圖改名，猜測皇后大道幾時會更名為“愛國大道”。后來某篇文章里，作者將中環商業區的寫字樓群惡作劇地解讀為性象征圖騰。
盡管做了這么多“無厘頭”的事情，陳冠中也承認“周星馳賦予了香港一個新的意義”，但是他對“解構”很警惕。他認為香港被“過度隱喻化”，人人都可以說香港的故事，但這個城市過于零碎，難以總結集體記憶。“香港太好被論述了，最后反而定型在一個很簡單的位置上，影響了我們反思。任何把香港簡單的隱喻化我都不太愿意，香港應該復雜化，這樣她才能呈現更多不同的面貌。”
陳冠中后來做編劇，經歷了香港電影的盛景和衰落。他寫的《等待黎明》捧出了金馬影帝周潤發，《不是冤家不聚頭》使蕭芳芳獲金馬影后。他身份多樣，參與創辦臺灣《超級電視臺》和大陸的《現代人報》、《大地唱片》、《三聯生活周刊》等項目。
人到中年，激情沉淀，陳冠中搬到北京來生活。當年的先鋒青年有了距離感，開始反思和審視香港和香港一代人的生與死（他很欣賞簡•雅格布斯寫的《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雜種文化、搞掂精神、功夫之城、港式誤區、香港夢……這些都是他剖析的香港側面。“我以名勝、奇觀、購物、娛樂和摩登性來想象別的城市，也以同樣角度來理解香港。”
1997年回歸的那天晚上，陳冠中待在臺北家里看電視，“沒有興奮感……就這么一件事，香港人已經過了十幾年。”
2007年的回歸紀念日，陳冠中也沒想要怎么過。艾敬把《我的1997》改編成《我的1997和2007》，他也不知道。“香港的故事在‘九七’以前就說完了……”他說，“1997年是大團圓結局，Happy ending，一夜無話，今后都不會再制造新故事、新想象、新吸引了。”
世紀之交，田壯壯重拍費穆的《小城之春》：“人們總想在某個時間點慶祝，認為過了這個時間點，一切都會煥然一新。這種希冀往往是虛妄的，生活不過回復它以前的樣子，一切都不會改變。”
陳冠中同意這個邏輯。“香港會比以前更平靜。”他說。
《號外》背后的香港
《中國企業家》：還記得《號外》創刊時香港的政治氣氛、社會民風嗎？
陳冠中：香港的六十年代，我稱之為進步年代。此前，香港曾經出現過兩次大的社會動蕩：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騷動；1967年，左派發動“反英抗暴”運動，炸死了很多人。這之后，政府就要改變，1970年搞了香港節，鼓吹“香港是我們的家”、“We Love Hong Kong”。1971年，港督麥理浩一來就大力改革，所有我們現在知道的香港的基本建設都是在這時期做的，這給香港的經濟起飛打下一個非常好的基礎。然后香港就“翻”過來了，整個氣氛變了，是一個已經改良過、轉型后的香港。
《中國企業家》：當時的經濟、商業是怎樣的？
陳冠中：我們這一代人都記得1971年。1971年香港股票狂升，從100點漲到1700點，1973年崩盤，又回到100多點。這是一次教育，身邊的人瘋了一樣玩股票，然后破產（1973年還是世界石油危機）。再然后，我們就出來到社會上做事了。
當時我在香港大學念政治和社會學，本來出路只有教書和公務員。但是突然，在我畢業前一年，1973年，我的同學有三十幾個人被一家外資銀行請去了，有的做幾年一下子就做到副總裁了，在廣告公司就做第二把手了。所以我們突然發現自己多了一個出路——進入商界。香港的經濟起飛大概也就是從1973年開始的。
《中國企業家》：《號外》主要做什么內容？
陳冠中：我們覺得有意思的都做。一邊可能有人在寫西方馬克思主義，另外一個人可能在寫時裝，完全矛盾的。《號外》關注另類的話題，1977年，我寫了一篇香港同性戀圈子的文章，很震撼……后來我們開了一個“少數權力”的專欄。
主流媒體當時有《明報周刊》，我們挖掘暗流，但是這個暗流特別多人支持。我們做過很多文化人的封面，比如金庸、倪匡、王家衛、亦舒，就是主流媒體不覺得他有商業價值的人。《號外》的封面很多都是明星，張曼玉就上過7次封面，但角度有趣，你是靚仔明星，可能就把你弄得丑一點。比如周潤發在洗澡，張國榮反串女性，林青霞穿男裝……
《中國企業家》：作為一本城市文化雜志，《號外》為什么能存活30年？
陳冠中：《號外》完全是跟香港同步成長的。我們用很大的篇幅去報道一些還沒成名、主流媒體還沒報道的人物，后來他們越來越厲害，把《號外》也帶上去了。
1983年之前，我們一直是虧本的。1983年底，美國興起了“雅皮”潮流，很多品牌開始進入香港，我們就被定位成香港惟一的雅皮媒體——是個美麗的誤會，廣告就進來了。從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中，是《號外》廣告最好的時期，十幾年都是中文月刊第一名，超過女性時尚雜志。當然，《號外》也做了一些調整，有很多妥協……
《中國企業家》：為什么商人、企業家從來沒上過《號外》的封面？
陳冠中：早期我們寫過兩種人，一種是在商界做執行做得不錯的，還有就是政府里面的華人官員，他們還沒成名，屬于崛起的新生代。八十年代中期，《號外》還辦了一次創業獎，請了一些大商家來做評判，那時候大家剛剛開始談論創業這個概念。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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