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為什么要念藝術碩士？藝術生出路在何方

　　打從2000年起，創意工業(creative industry)就正式成為一種經濟產業，在英國新工黨(New Labour Party)大力推動下，以文化創意(如廣告、建筑、藝術、設計、時裝、電影、音樂、電視等)帶動消費增長幾乎成為千禧年后自由資本主義的主要生產模式。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城市紛紛將文化藝術納入官方政策考量(instrumentalization of art and culture),與私人企業合力開發出一套以視覺消費為主導的(spectacle)文化。

　　在2011年的今日，我們都過著一種創意過剩的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環節都被品味圍繞，眼睛對視覺享受的習慣亦一去不復返：今天營商的先決就在于設計視覺上的震撼：而近幾年的企業家形象亦由老成穩重轉變成反叛奇異。一份報告更加指出，今天，MFA就是新的MBA，要考進UCLA的藝術研究所已經要比考入哈佛商學院難。假如要定出今天的資本主義跟半個世紀前的最大分別，那絕對就是文化藝術(文化/經濟)上的介入，是好是壞也許還需經過百場辯論，但無可否認，香港的政府跟市場作為永遠的潮流追隨者，在此項目上，它亦絕不會認輸，要研究他如何受此大環境影響，可以先從教育去看。

　　在“知識型經濟”(knowledge economy)加上高等教育普及化下，要在社會獲得較大流動性，單靠大學本科學位資格在近年已經未必足已應付市場競爭，在加上各行各業均受創意工業所滲入，種種因素相加之下為今天香港的經濟生產及勞動人力帶來了巨大的轉變。而在香港，各院校在近五年亦相繼推出各類藝術碩士課程，以迎合市場在視覺管理人才或相關領域的需要。

　　本文將范圍集中在香港幾家大學所提供的MA(藝術文學碩士)、MF(藝術創作碩士)及MVA(視覺藝術碩士)課程上，進而思考“藝術教育”的意義和種種現實上的落差。早前，記者特別與幾位藝術系的教授包括香港中文大學藝術文學碩士課程總監陳育強、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副總監及視覺藝術碩士課程總監何兆基、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文晶瑩及助理教授楊嘉輝、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及學科統籌黃麗貞進行訪問對談，以了解這個課程在香港的生態。

　　第一部分：如何區別MFA與MA?

　　一般來說，在西方的學術架構內，MFA(Master of fine Art)和(Master of Art)的學歷頭銜是同等的，同是碩士級，但MFA的專業性較高，較注重藝術創作實踐之造詣，一般修讀期為兩至三年，類近其它學科之MPphil,以研究為主：而MA則較著重普遍的實踐，包括在不同領域內對藝術的開拓。

　　上述的情況，在香港基本上一樣，只是在某些細節上仍有運作上的區別。擁有多年課程統籌經驗的陳育強指出，MA課程在近五年迅速增長，而MFA亦漸漸引起更大興趣，兩種課程的區別在于MA是自負盈虧，MFA則仍由“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的資助限制，不能給出過多學額資助。由于UGC的資助限制，不能給出過多學額資助，所以一般MFA的學生人數都較少，相反MA相對例外，例如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的MFA，每次收生約20人，并且是自負盈虧的。

　　成立了MA是為了爭國際排名?

　　香港碩士的學費雖然每年上漲5%左右(每年約由港幣四萬元至近十萬元不等)，但對比外國仍然不算昂貴。以往學院數目較少所以獲得資助的機會亦較大，但隨著學院近年數量不斷上升，UGC開始采用“competitive basis”,學院要爭取表現達到要求以爭取資助。但并不是每間學院的性質都符合要求，所有必然會有某些學院分不到餅，須另覓途徑獲得資源，例如找私人贊助或設立自負盈虧課程(MPhil及MFA)，反而希望學生可以由學士直接投考碩、博士連續學位課程。

　　另一方面，正籌辦新學年浸大視覺藝術碩士課程的何兆基亦說，其實自負盈虧亦不代表為了“賺錢”，特別是以創作及專業實踐為重心的課程，師生比例不能太高，大大增加了教學成本，像他們的兩年制碩士全課程學費只是港幣八萬四千元，與其它學院比較，幾乎是“最便宜”的，根本不是一個很“賺錢”的項目。反而對學院來說，開辦此類課程的重要性在于建立聲譽，一間大學若要在學術層次上提升，發展研究院程度(graduate level)實屬必要，而自負盈虧可以讓課程擁有更大自主性和靈活性，適當地回應在地的藝術生態環境。所以在資源運用上，要更靈活的考慮與配合課程內容以減低成本，而不盲目的靠提高學費圖利，如浸大視覺藝術碩士推出的五個“專修領域(concentration)，便希望可以通過共修科目(shared courses)互相分擔成本。

　　第二部分：學生來源及課程特色

　　跨學科交流設計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提供的碩士課程為視覺藝術碩士MVA(Master of Visual Arts),在香港比較罕見，但在澳洲的某些大學已經有相關課程。何兆基提到相以MVA區別現實其它大多數由UGC所資助的MA及MVA課程，凸顯該院廣闊視覺藝術的取向，長遠目標是發展專科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開辦如DFA(Doctor of Fine Art)DVA(Doctor of Visual Arts)的課程，加強不同專業的學生交流互動。他們特別以五個“專修領域”統合整個過程，分別為“藝術創作與延伸媒體(Studio Arts & Extended Media)”、“體驗設計(Experience Design)”、“藝術行政(Art Administration)”、藝術與文化(Arts and Culture)和“藝術實踐與文化行動(Utopics)”,并希望學生的跨學科體驗，讓他們在畢業后，能在社會上實踐互補的創意網絡。今年第一年將開辦開辦三個“concentration”，并已經收到大概一百份申請。而計劃只會在每個“專修領域”收十五人左右，總數約四十五至五十人，到明年另外兩個“專修領域”相繼開始時整個碩士課程大概會有八、九十人。

　　五個“專修領域”中，較為新鮮的是“藝術實踐與文化行動(Utopics)”，即一種參與社會實踐的創作形式，相比起傳統藝術較為個人的創作，“Utopice”更關心藝術的公共性，和近年來“八十后”，“九十后”，甚至近期艾未未事件之后，更多人以藝術方式介入社會行動或探討政治題目的一種氣氛接軌。

　　旨在培育“藝術中介人”

　　陳育強認為這種跨學科式的多元交流，將慢慢形成一個生態系統。而他所關注的是，藝術系在其有限的規模底下，如何能夠在每年只有幾十個藝術碩士學位的情況下，引進不同院校背景的畢業生，形成化學作用，再影響社會。就以他們2009年設立的藝術文學碩士課程來說，是希望從不同的學校吸收一些有想法的學士進入，對本科生或MA 課程產生互動的影響，現在已經察見成效。

　　陳育強說，中大在幾年前開拓MA課程時，資源存在一定制肘。所以規模比較小，而科目選擇也不算多。但好處就是課程凝聚力高，學生之間認識較深入，較能培養他們的自發性，陳育強笑說，現在反被學生提議一些從未想過的主意，例如制作短片宣傳系展，中大的藝術文學碩士課程有一半為當代藝術實踐，現正考慮加開一門中國藝術實踐：另外一部分則和理論、藝術史有關，包括中國藝術史，當代藝術史、文化研究及專業訓練。陳育強說不希望盲目鼓吹學生畢業后成為一個“藝術家”，反而希望他們透過某種距離,以一個所謂“職業中介人”的多元主體來認識藝術。現階段他們面對的困難，除了如何覓得好老師去催化這種生機外，眾多學生的理解或應付能力亦不易拿捏。

　　以科技探索藝術

　　而另一方面，上面也曾提及，城大除了MA和MFA都是自負盈虧之外，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楊嘉輝強調他們的課程都和新媒體藝術(new media art)有關,這在香港甚或內地都有一定的認受性，往往一畢業就能在不同的院校任教。他們的MA多為理性的研究，而MFA則較注重創作經驗，在結構上也較自由，學生可以因應自己的興趣來選擇導師，喜歡電影媒介的同學可能會選擇香港著名導演譚家明作導師，另外那些同學的興趣由“科技”、“聲音藝術”到“裝置”都有。與其它院校不同的是他的學生對科技創新的興趣，在收生的過程中常會收到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有純藝術的、時裝設計、寫作、攝寫及建筑等等，但他們都志在透過科技實踐來擴展本來身處的領域。

　　第三部分：如何“調教”背景風馬牛不相關的學生?

　　學生的“超”多元背景

　　我們看到看到現在的藝術課程，十分注重多元或不同話語的交流，可是大家都覺得這種多元差異性亦有其問題，就是學生的素質。陳育強不諱言，中大這幾年藝術碩士學生的質量非常參差，遠比藝術學士大很多。因為學生來源太多元，例如有人是讀“科學”或“新聞系”：亦有剛畢業的，有的手作技能高，有的思考能力比較好。

　　有些學生藝術基礎能力不高，但背景有趣，所以有時他們的思路很奇特，會從一些完全外行人或很基本的角度切入，對老師的挑戰非常大，但這亦迫使大家都要從一種既定的框架中跳出來--——正面一點來看，這種陌生感，或許會令運作效率減低，但恰恰是香港藝術環境需要的一種挑戰性創造。

　　為封閉的思考系統帶來沖擊

　　何兆基同意學生來自多元的背景是兼讀課程的普遍現象，在操作上的確存在一定困難，認為不同的院校在這方面須有心理準備，例如如何制定可行的教學目標及課程，以照顧不同學生的需要及期望。而曾任香港藝術學院高級講師/藝術碩士課程主任的何兆基回想起，過往香港藝術學院的學生目標其實非常清晰，但欠缺沖擊和跨科的交流，作品欠缺驚喜。所有，他認為學院必須在多元、無定向與專業性之間取得很好的平衡，最重要是要清楚各分科的性質及方向。

　　對于藝術碩士課程要為不同背景的學生提供“門檻式”的教育，香港藝術學院講師及學科統籌黃麗貞提出質疑：藝術碩士課程的收生目標為在職人士，如果香港真的需要培養大量“藝術中介人”，為何要在碩士培育，而不從專上或學士課程開始?

　　面對此一提問，陳育強回應，要培養藝術家。從一種技巧層次來看，學生必要有一定的本科訓練才能有能力“進階”理解藝術，而要成為“藝術中介人”，重點和有趣之處就在于藝術與不同的學科知識(如法律、建筑、科學、生物學等)或經驗產生的化學作用，催生出另一種藝術和文化實踐。

　　陳育強更希望通過開辦藝術碩士課程可以為學士的一種習以為常的思考和操作系統帶來沖擊，開始或許有若干對資源分配上的意見，但慢慢就建立溝通和分享。

　　第四部分;近年開辦，種類繁雜的文化科目以及各學院之間的競爭

　　“被攪動”的一群

　　藝術碩士課程五花八門，收生其實也面臨不同的競爭。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院助理教授文晶瑩說，其實對很多學生來說。老師的資歷往往比科目更為優先考慮，所有各院校的科目重疊未必構成太大競爭。

　　陳育強甚至認為，競爭其實將整體范圍加大，“攪動”氛圍，令更多人參與其中，何兆基續說其實此現象拜香港藝術學院所賜，因為過去十多年來，香港藝術學院的課程引起了在職人士對修讀藝術的興趣，有些人擁有其他學科的學歷但毫無藝術背景，在學院讀完藝術高級文憑后，獲得基礎認識或對藝術加深興趣后再進入碩士課程進修。他們正正就是在攪動中啟發的一群。因為一般報讀藝術碩士課程的先決條件是：擁有“作品名冊”或者某種藝術經驗，所以香港藝術學院這類“幅學位課程”對非藝術本科生升讀碩士，是一種很重要的踏腳石和催化劑。

　　外地與本地的競爭互動?

　　訪問中，談及去年空降香港的SCAD(Savannah Collage of Art and Design)對本地的影響，各人就意見不一了。黃麗貞認為，因為SCAD的學費昂貴，某程度上限制了學生的階層，同時也塑造了學校本身的方向。她認為雖然SCAD以外來者身份立足本土，但它一樣可以豐富本地的藝術土壤，亦會讓香港的國際學校的學生，除了出國留學外多一種升學的選擇。

　　文晶瑩就指出，在參考過2010年的JUPAS收生情況后發覺其實SCAD對城大的短期影響不大，至少在收生上它們仍然維持在高水平。何兆基更坦言不知道SCAD的收生策略，暫時不太感受到它存在，SCAD也未必意識到在香港營辦一間藝術學院的困難，陳育強就認為SCAD的經營處境艱難，就如何兆基所講，別說競爭，現在甚至連其面貌都沒有看的清楚，或者大家反而應去幫助它，最終大家都希望推動一種由學生自發，跨學院的交流企劃，制造一些不僅限于本系同學的互動網絡。

　　第五部分：修讀藝術及文化相關的學科，可有出路?

　　對“文化“的迷思與誤解

　　其實，不論在香港還是臺灣，除了越來越多的藝術課程外，還出現了“文化”和“創意”科目泛濫的現象。再加上現在要進入藝術的要求都比較寬松，不少別科學生在混淆的情況下選讀了一些內容含糊的科目，最終在畢業后都不知道職業定向。例如有些如“文化創意”、“創意產業”等科目，其內容就有魚目混珠之嫌。

　　席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常被提到，但當然，坊間大眾對于這一學科仍然存有不少誤解。它其實在西方已是一個半傳統的學科，源自六十年代英國的伯明翰學派(Birmingham School),透過結合社會學、文學批評、心理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等，一大眾文化作為研究對象并做出批判，是一套相當有歷史脈絡的理論學科，在香港學院內興起不過十多年：跟藝術創作和文化管理沒多大直接關系，更和今天坊間誤認為有關文化欣賞后文化特式分析的的印象差之千里。

　　教育工具化導致期望落差

　　對于這種過分誤解或者愿望落空，陳育強認為與學生事前對不同科目的理解度有很大關系，在藝術潮流里將文化和經濟混為一談而獲利，而這種把文化“工具化”(instrumentalization)的學科亦只會隨潮流的變遷而更改內容，是典型的機會主義行為。另一方面，雖然此類“文化管理”，“視學研究”、“創意研究”的項目透過不同老師教授能有千差萬別之效果，但亦由于這些項目的百搭性，不單引致泛濫開辦，且在專注度和精細度上都作出了一定妥協，使這類科目總體上的“常識化”。

　　過去幾年，筆者亦認識不少中學教師，尤其是通識科老師期望這些科目能提升他們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在畢業后便能即時獲取某種“實用知識”以應用宇教學中，而這類急于“增值”的功利主義心態，其實并不是學科所教導和宣揚的。

　　職業作為進修前提之錯誤

　　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明年便會在碩士研究課程中加入“藝術與文化”專修領域，何兆基認為學校在收生人數上必須管理得宜，且在宣傳時亦要很清楚闡明課程的目標，必須令申請者明白課程并不保證就業，如單單以就業為進修的目標，此前提已值得商榷。黃麗貞就認為藝術教育對學生的教育并非即時，存在著延伸性，并不能以過分實用的思維來衡量藝術教育的成果。

　　此外，文晶瑩說，現在很多科目都以西九作為招徠，但事實上近幾年看到西九的西九的招聘人數寥寥可數，經驗要求也不低，實況與社會落差甚大，做成一種“西九職場迷思”。而香港藝術館，人手凍結了幾年，到最近才聘請了一個助理館長，即時在另類藝術空間，學生覓得職位的機會也不高，就算有，基于藝術發展局所給的資助不高，行政人員薪酬偏低，“熱情”很容易在一兩年內磨滅。藝術行政行業其實相當窄小。再者，即時從事設計行業，老板大多都不甚尊重員工，也不尊重員工的創意薪酬也不合理，只望能夠生產一些能賺錢的商品。香港整個社會要以創意之名推動社會發展，但是又對創意藝術不予尊重，嚴重體現出教育與現實之間的巨大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