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為國際知名商學院的必爭之地

　　現在的中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商學院。管理人才的供應已經遠遠無法滿足經濟高速增長的需求。與此同時，中國的企業──不管是民營企業還是國營企業──都在積極響應政府“走出去”的刺激政策，與世界上最優秀的企業相競爭。此外，這些企業同時還要應對國內的激烈競爭、快速更新的技術和不斷變幻的宏觀經濟狀況。

　　這樣看來，全球一些最知名的商學院開始瞄準中國，把中國作為下一個教育拓荒重地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這方面，中歐國際工商學院（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簡稱：CEIBS）是先行者，這讓它在師資和硬件設施建設方面獲得了先發優勢。該學院新的品牌理念“中國深度，全球廣度”（China Depth, Global Breadth)把國際視角與對于在中國應如何運作的洞察相結合，吸引了中國和世界各國的學生。

　　CEIBS副院長兼教務長奎爾奇 (John A. Quelch) 教授擔任過哈佛商學院(Harvard Business School)高級副院長和倫敦商學院(London Business School)院長。他堅持認為，盡管歐洲經濟動蕩不安，CEIBS在中國的品牌并未因此受損。他說，德國依然非常受尊重。他還補充說，中國人喜歡放眼長遠。

　　奎爾奇在上海接受了記者記者班安祖(Andrew Browne)的采訪。以下是經過編輯的采訪內容。

　　記者：跟中國所有其他機構一樣，CEIBS似乎也在基礎設施上投入了巨資。能不能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擴張計劃呢？

　　奎爾奇：到2013年底，上海校區的面積要擴大一倍。2010年，我們在北京設立了一個校區。目前，我們還在深圳辦學，深圳代表處可能會在接下來的兩到三年內轉變成真正的校區。

　　我們也有意西進。成都──西安──重慶三角地區有一億人口，他們肯定有在當地建立商學院的需求，我們打算去滿足這種需求。他們沒必要──或者是不能夠──飛到被北京或是上海。

　　斯坦福大學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哈佛大學一直以為加州人會很高興去波士頓，從來沒想到加州人想要自己的哈佛大學，也就是斯坦福大學。

　　記者：在華外企最大的抱怨就是缺少管理人才。這對你們來說是不是一個巨大的機會？

　　奎爾奇：首先，中國擴張的速度已經超過了經理人在經驗上自我發展的速度，因此我們就要起到促進劑的作用。我們招收有經驗的或者是很有潛力的年輕經理人，然后加快他們承擔更多管理和領導職責這一進程的速度。

　　其次，因為我們無法向每一個人提供服務──這一點是很顯然的，因此我們的招收標準和招收政策的公正性對我們整體的經濟影響力而言極其重要。

　　記者：學生中大學畢業生和處于職業生涯中期的經理人各占多少？

　　奎爾奇：我們更注重高級管理人員，就算是跟哈佛商學院相比也是如此。每年有1,000人從這里畢業，其中大約800人都是EMBA，平均年齡在40歲。另外200人是MBA，平均年齡為30歲。

　　要有能力持續贏得40歲商界人士的關注和尊重，必須得有非常強大的師資隊伍，教師必須非常注重實際，非常有經驗。

　　在亞洲的高管教育領域，我們是經營收入排名第一的商學院。我們有獨特的能力來實現“中國深度，全球廣度”這一目標。

　　記者：這些年CEIBS的課程大綱的變化是如何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發展動態的？

　　奎爾奇：最初，我們注重的是金融、會計和營銷等方面的業務能力。現在，重點在一般管理能力和跨部門解決問題能力的整合。我們的課程重視的是快速增長的市場中的團隊合作能力和領導力。

　　記者：據說很多中國企業的一個弱點就是缺少綜合管理，是這樣嗎？為什么會是這樣？

　　奎爾奇：主要原因是中國的企業都是由學工科的人管理的，這些人一般都有很強的金融、會計和經濟學技能，但在領導力、變革管理、營銷等方面則有所欠缺，某種程度上來說，在戰略方面也是如此。

　　所以說，我們在美國所說的“軟技能”在中國處于欠開發狀態。“硬技能”已經得到很好的開發。所以我們的課程特別注重的是，要在很多學生進入課堂就已經具備的硬技能的基礎上，再開發他們的軟技能。

　　記者：問題的一部分不就在于，共產黨內部存在的那些僵化的等級制度，有很多在國有企業當中同樣存在嗎？

　　奎爾奇：可能是這樣的。但我在中國發現有這么一種情況：（國有部門）沒有誰會因為打破規則而得到提拔，但如果誰僅僅是遵守規則，他也不會爬上最高位置。所以在中國存在著一門藝術，既要主動發起新的行動，同時又不能引起混亂。

　　記者：但這套體系能不能產生真正的創新？

　　奎爾奇：如果投入相當數量的資金的話，我覺得可以。但實現創新無疑是國有部門面臨的一個重大挑戰。

　　每一個國家的公共部門都有別于私人部門，不管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方法、文化、風格不同，慣例不同。但我認為中國的公私差別還要更大，肯定大過美國。在中國，當人們即將分路，要么去國有部門，要么去私人部門的時候，那基本上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了。與英國和美國的情況相比，人們有關這兩部門想法的差別更為巨大。

　　雖然國有部門擁有可助創新的豐富資源，但中國的創新出自私人部門的可能性還是大得多。

　　記者：你對“走出去”的中國企業有何建議？

　　奎爾奇：中國企業不應以中國企業的身份走出去。它們走出去的時候，應當把自己當作能提供消費者樂于購買的重要的、差別化的、有價值的產品或服務的企業，來自哪個國家并不重要。

　　記者：我們將在何時看到全球化的中國品牌興起？

　　奎爾奇：我覺得中國企業首先會在商對商部門、而不是商對客部門增值。中國有很多人都在急切地等待第一個真正全球化的中國品牌進入世界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的前10名。我認為這一天的到來至少還有10年。

　　但像華為(Huawei)、中興(ZTE)這樣的中國企業──這些企業擁有非常好的技術，知道如何投入資金進行技術收購，而且它們正越來越多地收購或聘請非中國企業來幫助它們成為全球性的角色。這些企業可能會成為中國企業海外增值過程中的領頭羊。是的，會有聯想(Lenovo)，會有海爾(Haier)，會有吉利(Geely)──我們作為消費者，都會有興趣關心這些商對客企業的命運起伏，但我認為商對商才是中國企業將會勝出的領域。

　　你看目前的三一重工(Sany)：從長遠來看，它將是卡特彼勒(Caterpillar)的一個競爭對手，前程遠大。

　　記者：你說中國企業正在越來越多地聘請外國人，并變得多元化起來。你能給出例子嗎？

　　奎爾奇：如果去看華為的英國網站，你會發現全都是關于貝辛斯托克(Basingstoke)這個地方的。網站沒有把華為描述為國際品牌，而是描述為一家位于貝辛斯托克的公司。

　　所以中國人的擴張將比日本人更快，因為日本的全球擴張到頭來遇到的一個重要障礙，就是缺少有興趣、有語言能力在國際市場打拼的日籍人才。

　　而中國人要外向得多。或許是因為他們的走出去晚了30年，中國懂英文的人要多多了。

　　竊以為，日本企業做收購的時候，外籍高管馬上就會撞上玻璃天花板，而對于中國企業里面的外籍人士來說，上升之路反倒會變得更加容易。

　　在這方面帶來真正改變的將是對等互利的方法。比如，如果/當蘇敬軾(Sam Su)成為第一位生于中國的《財富》500強(Fortune 500)企業的華人CEO，他們就會允許非華人經理人才在旗下機構中自由流動。

　　記者：你在中國工作，最沒有想到的事情是什么？

　　奎爾奇：最沒想到的是中國沒有周末。我一直是一個工作非常努力的人，但我發現，星期六星期天我參加專業活動的程度仍然讓我感到驚奇。

　　我是這樣跟美國的朋友解釋的：如果每周工作35個小時的話，即使你像中國人一樣聰明，也無法實現每年10%的GDP增長速度。

　　我記得韋爾奇(Jack Welch)星期六還跟手下的人開會，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但我覺得，對很多中國人來說，現在是一個充滿機遇的歷史時刻──一輩子一次、或許是千年才一次的時刻，誰都不想白白度過。所以很多中國人表現出百折不撓的決心，要為自己、為家人、為一個更美好的中國而在當下努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