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學院最寶貴的財富—優秀商學院教育學者

“那么接下來呢？”我從倫敦城市大學約翰·卡斯爵士商學院(Sir John Cass Business School)獲得博士學位后，來自產業、銀行業甚至學術界的朋友們連番向我拋出了這個選擇問題。

　　業已付梓的400頁博士學位論文、在倫敦哥特式市政廳舉行的畢業典禮（由倫敦金融城市長頒發學位證書）、以及來自朋友和同行的支持，還有一種成就感，我都將長久銘記在心。

　　我，彼得·哈恩(Peter Hahn)，如今是博士、MBA、學士、管理教育基金(Foundation for Management Education, FME)及國家經濟與社會研究理事會(ESRC)研究員、正在受理中的英國高等教育學院(Higher Education Academy, HEA)研究員、以及金融學教師。夠令人眼花繚亂的吧！這還沒提及我的企業經歷。但現在該做什么？

　　在2008至2009學年，我要輔導17名學生，向近200名本科及MBA學生教授銀行與金融學課程，此外，我還要努力跟上自己的研究興趣——金融服務業的企業治理。我的新事業起步順利。但發展方向問題一直困擾著我。我怎么也找不到一條明確的路，事實上，是根本看不見路。

　　我曾計劃將我在銀行業和企業界的經歷與學術心得結合起來，做一名優秀的教師和研究人員，幫助我在學術界謀得一席之地，并希望在此過程中添加一些相關性。

　　然而，一個意外訪客——信貸危機——加速了我的進程。過去幾個月，我曾在英國議會財政部特別委員會(House of Commons Treasury Select Committee)就金融服務業的企業治理作證，時常與全球領先企業的董事長、各國央行行長和監管者、以及企業及投資銀行家會面，并第200次在媒體上露臉。

　　獲得認可并得以參與辯論令人感到榮幸；我相信，這是對我們商學院銀行與金融專長的認可，從根本上講也是對其相關性的認可。當身居要位的人物向我發問時，我也很有學術成就感。但就職業方向而言，這會通向學術界何處？商學院是否希望與商業相關，或重視商業經歷？

　　有必要對商學院的作用和相關性進行思考和討論，也許還可以將一些更富經驗的專業人才納入學術界。不過，盡管各大學表示有興趣加強與周邊世界的互動，但它們缺乏讓有經驗的專業人士參與其中的道路或途徑。在當前的危機中，如果校董會中有一些更具商業經驗的學者，那么他們的技能或許會讓商學院的運作受益。

　　當我考慮攻讀博士學位時，多數學者都特別勸阻我說，商學院教育不推崇工作經歷，也不感興趣。但如今，作為一名擁有豐富商業經驗可信度的學者，我頗受歡迎。

　　當前危機提供了一種有別于傳統的研究途徑。一些同行會認為，我沒有考慮到“同行評審”——即由其他學者質疑和認可我的學識。但我認為，暴露在商業出版物讀者的關注之下，或在電視新聞節目或議會中受到質疑，使我受到了更嚴格的評審，并可以提供更多的相關性。我無法聲稱自己比得上著作等身的學者，但一名沒有豐富商業經驗的學者能否與我相比肩呢？

　　我迄今為止的“商業學術”經歷令我對學術刊物中探究商業歷史的嚴謹和勤奮態度充滿敬畏。不過，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一些商學院可能無意中受到鼓勵，避免具備相關性（當然，很難搜集相關數據）。我認為，其關鍵問題在于缺乏一個一致認同的相關性標準。這反過來似乎會導致人們有意識地在商業學術中回避當前問題，失去與商界和我們學生的相關性。不過，衡量相關性的最佳標準必然是那種簡單至極的“一目了然”的標準，如果企業、政府和媒體從未問及你有關當今商業的關鍵問題，那么你就不具相關性。

　　對于金融學者而言，目前是形成相關性的終極時刻，因為金融規則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革；不久之后，許多金融企業就會面目全非或在調控下不復存在。銀行和許多國家的銀行業體系或許將徹底改變。

　　在卡斯商學院，院長和高級學者都希望填補這一空白，努力為我鋪設一條學術道路，將我在企業金融、治理和銀行業等領域的相關性和教學作用納入其中。他們還鼓勵我思考，我們該如何利用當前危機和商業中的教訓，來增強課堂上對道德規范的教導。

　　說來遺憾，商業學術界中有太多地方仍保持著雙重結構：承擔核心商業教學任務的教師缺乏商業經驗，而企業領導和高管往往缺乏學術背景。我的一己之見認為，那些具有商業背景的人可以給我們增加許多見識，商學院應慫恿更多有經驗的商業人士取得高等學歷。教學的經濟原理將確保這一群體的規模永遠不會大，但要保持商學院的可行性和相關性，這個群體應必不可少。

　　唯心主義、樂觀主義、以及創造更美好明天的機遇，現在都擺在我們出色的學生面前。對相關性掌握得最出色的學者或許是其商學院和學生最寶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