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主招生”為何讓高校煩惱

從2003年開始，教育部在部分高校中開展自主選拔錄取改革試點工作，占年度本科招生計劃總數5％的自主招生數，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人們希望這一招生革新舉措能開啟高校自主之路，從而“有利于不拘一格選拔人才”。但是，自主招生兩年來，卻多有抱怨叫苦的煩惱之聲。（《北京青年報》8月11日）
　　
　　　 一方面，自主招生在一些學校一定程度上變成了“降低20分錄取”，“很難說就招到了真正的人才”。一些考生參加自主選拔考試，目的也僅是為高考上“雙保險”。另一方面，由于報考自主招生的人數眾多，“從命題到組織考試、評判，成本實在太高”，同時托人情、找關系的又格外得多，“給學校正常的招生帶來了干擾。”面對煩惱局面，一些尚未進入試點名單的高校心有余悸，一位校長因此表示，“不打算申請進行自主選拔錄取試點”，“擔心帶來的煩惱可能會大于實際意義”。
　　
　　　 本來，自主就是自我權利，作為學校，在招生上更多地自己做主，是教育權落實的表現，應求之不得才對，緣何倒成了煩惱呢？筆者以為，這一看似反常的現象，反映出高等教育體制中學校與政府管理者之間職能錯位、權責關系不清的內在矛盾。
　　
　　　 在剛剛結束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不少國內大學校長們紛紛喊累，抱怨自己“什么都要管”“分散了很多精力”。顯然，校長們要管的許多事情，本來是社會、政府的應盡之責，由學校來操心，只能越管越亂。另一方面，包括招生這類高校分內事，卻反而由政府主導。職能扭曲、權責混淆的體制格局下，高校豈能避開煩惱？
　　
　　　 制度經濟學上有一個科斯定理，它指出，產權界定的越清楚，交易的成本才能越低，從而獲得高的交易效率。其實，這里所謂的產權并不限于財產權利，而是泛指一切法律權利。也就是說，在社會中無論個人還是組織，只有當其權利以及與之相對應的責任被界定清晰了，社會交往（交易）活動才能實現低成本、高效益。而這種權責關系又是由制度來規定的，因此要使社會行為的效益最大化，就需要創造能帶來最優化權責劃分的制度。具體到高校招生上，就是要改變目前政府和高校之間責權利不清的含混體制，澄清各自在權責上的界限，才能化解煩惱。
　　
　　　 有關專家建議通過“限制（自主招生）權力”來應對高校的招生難題，我對這個思路不以為然。高校自主招生中的煩惱，終究不過是“成長的煩惱”，除了用成長本身來解決外，別無他途。加強“管制”的老套，除了讓煩惱沒完沒了外，不會有其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