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生物學哲學論壇”在我校舉行

    2011年5月29日，由北京師范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生物哲學委員會、英國文化協會（“永遠的達爾文”：北京大學與劍橋大學網絡）、北京大學醫學部（達爾文與科學傳播研究）聯合主辦的“2011年生物學哲學論壇”在我校成功舉辦。在大會開幕式上，我校哲學與社會學學院院長江怡教授為本次論壇致辭。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副秘書長劉孝廷教授也向本次大會表示熱烈的祝賀，肯定了生物學哲學在當今科學哲學中的重要性，強調了人類智慧來源于生命，道德就是用智慧掌握生命。

    本次大會可謂陣容強大，有特意從國外邀請來的國際著名生物學哲學家、加拿大皇家學會的院士、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教授Michael Ruse和英國埃克賽塞特大學社會學和哲學系高級講師Staffan Müller-Wille；有來自國內多所高校的名師大家，如董國安教授（華南師范大學）、王志康教授（中山大學）等；還有來自中科院研究生院、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農業大學等多所高等院校的研究生。本次論壇圍繞六個主題進行了分場報告：（1）國際生物學哲學研究的現狀；（2）重大生物學的成果的哲學問題研究；（3）傳統生物學哲學爭論的新進展；（4）生物學與道德；（5）生物學思想的歷史發展或影響；（6）生物學哲學的未來展望。

    在主題報告中，Michael Ruse教授運用大量的實例和圖片為我們講述了達爾文思想的恒久魅力，并通過介入人工選擇的概念肯定了自然選擇這一作用機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指出演化借助的是自然原因，達到了深入淺出的效果。他對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給予了高度評價，指明其是基礎而不是終結性的成品；并從本能、古生物學、地理分布、胚胎學、分類學幾方面論證了自然選擇機制本質上既是理論又是事實；特別是，重點從過去——現在——將來三個維度澄清了達爾文的貢獻，并借用庫恩的觀點，主張好的科學不是靜止的，萬物流變，達爾文演化論需要不斷解決新的問題。但毋庸置疑的是，達爾文的思想潛藏著不變性，他的論證一直會成功地指引世界。最后，教授通過“甲殼蟲汽車”一例期望《物種起源》能在以后的時間中繼續發揮作用。接著，Staffan Müller-Wille老師為我們作了題為《基因：一個變化的概念》的報告，他對基因概念進行了歷史性考察，主要集中在孟德爾及其之后的遺傳學家（1900之后古典遺傳學誕生時期的Correns和Johannsen）對遺傳觀念以及基因概念的理解上，說明孟德爾只是在探索一種方法的有效性，而不是將其作為普適性定律；概括地說，他的報告展示了兩個鮮明觀點：一是Johannsen關于基因型和表型的區分并不是兩個世紀前預成論的重新復活；一是區分了胚胎學領域中個體發育過程和遺傳傳遞過程（從父代到子代），認為二者具有獨立性。

    在交流報告環節，共有13位師生就自己的報告與大家進行了現場交流與互動。從報告內容來看，主要集中以下在四個方面：

    （1）傳統生物學哲學爭論的新進展：董國安教授作為生物學哲學界的代表人物，就“選擇為什么不能解釋個體性狀？”這一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他從介紹索伯爾的反個體論開始，討論尼安德、邁森和法伯爾為個體論提供的主要辯護。具體講，尼安德的論證策略在于強調對個體性狀的解釋應當是完整的因果解釋，發育解釋只是部分的，因而應當把選擇解釋包含在完整的因果解釋中。邁森的策略之一是強調群體性質對個體性質的依隨性，選擇既然能夠解釋群體性質，也就能夠解釋個體性質。法伯爾則區分了單一因子決定的性狀和多因子決定的性狀，選擇有助于解釋多因子性狀的起源。董老師通過自己的分析表明：第一，尼安德要求的完整因果解釋在選擇史敘述的意義上是不存在的；第二，群體性質對個體性質的依隨關系不能保證選擇對個體性質起源具有解釋作用；第三，法伯爾對于選擇概念的使用并不統一。特別是，他還強調了生態學的和群體遺傳學的自然選擇概念之間的區別，是參與個體論與反個體論爭論的學者最容易忽略的一點。

    王志康教授憑借清晰的邏輯結構和形象的圖示說明，從理論生物學現狀、復雜性科學與非周期確定性的發現、理論生物學的新視野、從輻射生物誘變研究進入到跨層次關系決定的復雜性世界這幾個方面向我們解釋了跨層次的相互作用與理論生物學的基礎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生物學始終沒有建立起自己的理論體系，甚至連有無獨立的理論基礎這樣的問題在生物界也很模糊。復雜性科學誕生，一種自然界中的新特性被發現，即非周期的確定性，由此對于生命現象的理論性探索重新擺到科學家的議事日程上來。生物學有可能徹底擺脫機械論和神秘論，回歸于自然法則。

    自達爾文以來，自然選擇的單位問題一直是進化生物學的一個“難題”。這次大會的組織者李建會教授依據環環相扣的邏輯關系，專門就此“難題”作了報告。李老師從個體選擇論的困境與群體選擇論的提出，過渡到對群體選擇論的批評與基因選擇論的提出，最后講述到群體選擇論的復興與多元選擇論。也就是說，他認為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最終回歸到多元主義的路徑上，即生物階層系統的不同層次，不論是基因、個體還是群體，都可能成為選擇的單位。此外，圍繞論壇主題，李教授還提交了題為“當代西方生物學哲學：研究概況、路徑及主要問題”的論文，已被收入論文集中。

    半個世紀以來，“達爾文革命”一直是西方科學史和科學哲學學者關注的重要主題之一。北理工的張增一老師以簡明扼要的語言向我們介紹了他對此革命的看法。張老師分析了關于達爾文革命研究的三部風格迥異、結論相左的專著及其評論，描繪出不同版本的達爾文革命畫面，從中看出他對達爾文思想的革命性以及達爾文革命的曲折過程有著深刻的理解。同時，他還從一個側面揭示了西方達爾文革命史研究的基本趨向，即從重視達爾文個人的思想發展及其影響過渡到考察達爾文時代英國科學共同體的影響和貢獻，最后切入非達爾文思想在達爾文革命中的作用。對此，楊海燕老師提出了自己獨特的看法，就“達爾文理論促成了非達爾文革命”這一問題與張老師進行了商討。

    （2）生物學哲學方法論研究：云南大學曾健老師以生物進化論的問題與解釋系統為例簡要講述了生命科學的解釋系統的四個解釋層次：①科學事實解釋層次：研究問題的來源、關于同一研究對象的不同科學事實之間的關系；②科學理論解釋層次：是以科學實驗所具有的可檢驗性為基礎，以數學和邏輯所具有的理性思維形式的嚴密性、可推導性、可明言性和簡潔性為工具，回答關于生命和生物的結構與功能及其“過去-現在-未來” 的關系（即“何以出-何以在-何以去” ）問題；③哲學解釋層次：質疑或辯護科學事實判斷和科學理論解釋的基礎是否合理和可信；④精神價值取向判斷與社會文化認同的解釋層次：在人類歷史上每一個特定的時期里，由于科學、道德、宗教、政治、法律等社會意識形態之間具有各自相對獨立的歷史繼承性與發展的不平衡性，為此，它們對來自生物學、醫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成果和觀念，勢必會做出不同的精神價值取向判斷與社會文化認同判斷。可以說，曾老師的精彩報告為我們日后研究生物學哲學開拓了嶄新的視野。

    （3）具體生物學思想研究：物理、化學、生物都在19世紀發展出現代風貌，并互相激蕩。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組王道還老師論述了“天演論中的熱力學”問題。在報告中，一方面，他通過回顧《天演論》的歷史和熱力學定律，說明熱力學定律實際上就是“人文定律”；另一方面，他站在湯姆生的立場上，以計算地球年齡為例說明達爾文的理論依賴大量的時間，很難解釋“從阿米巴到人”的問題，從而說明生物是在造物主的指引之下完成演化過程的。

    裝甲兵工程學院的衛華老師就“貝時璋細胞重建學說及其意義”進行了具體闡述，他指明，細胞重建學說認為細胞的繁殖增生，除了傳統上認為的通過細胞分裂途徑之外，還可以通過細胞重建的途徑發生，細胞重建是細胞的自組織過程，是生命世界客觀存在的與細胞分裂并存的現象。細胞重建學說的提出，豐富和完善了細胞理論，有助于闡明生命起源的過程和機制，同時也為人工合成細胞描繪了可能前景，提供了現實途徑。

    此外，圍繞這一主題，福建師范大學余雪冰老師就物種演化的本質規律進行了報告，她主要向我們闡述了三大問題：物種演化的本質規律——生存效率優化過程；生存效率的內涵；物種演化的動力——物種生存的固有矛盾。北京師范大學于小晶從三個問題出發，分別對進化論中的適應主義進行了全面研究，即適應主義的由來及其內涵問題、適應主義的形式及其研究進路問題、適應主義與反適應主義在生物學和哲學層面爭論的問題。中國農業大學金曉星就達爾文的《物種起源》與中國的關系進行了匯報，他指出嚴復的杰出工作可被認為是區分《物種起源》在中國傳播前后兩個時段的標志，并通過追溯《起源》中文版歷程的第一階段，探究了那個年代進化的轉義。

    （4）生物社會學與道德：長期以來，眾多學者都在避開“何者為善何者為惡”的本質性問題，嘗試澄清生物社會學和道德問題的關系問題。北京工業大學的郭菁老師就是在考察利他主義在不同語境中的不同含義的基礎上，結合法國著名哲學家列維納斯的他者倫理思想，對利他主義視野下的道德主體問題進行了說明。她指出主體性是在與他者的倫理關系中形成的，正是對他者要求的回應，在一種新的意義上重新確定了我的主體性——為他的道德主體性。

    此外，北方工業大學的楊麗然老師作了題為“新的Tuskegee研究？——在發展中國家進行的艾滋病試驗是否符合倫理的爭論研究”的報告。她主要是從生命倫理基本原則內在張力的角度出發描述、評論這場爭論，指出這場爭論是生命倫理的基本原則背后的效用論和道義論的張力的現實體現，是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基礎未得到澄清的現實體現。

    在會議的尾聲，中國農業大學的鄧心安老師向大家介紹了農業發生革命性變化的兩個必要條件，即農業發展出現重大危機性問題和科技發生整體性突破與進展，并在此基礎上系統地考察了農業形態演變趨勢，從農業發展戰略問題的最高層次對未來農業進行了哲學反思，提出了新的農業發展觀。

    最后，中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會生物哲學委員會主任李建會教授對本論壇給予了高度評價，并真誠地期待國內外生物學哲學研究取得長足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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