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困大學生替考被抓 豈能“為了前程”免罰？

 　福建泉州6名大學生因在一場自學考試中替考被抓，其后，6名學生及家長、學校給辦案檢察官寄來一封封“求情書”懇請寬宥。檢察官在剛性的法律條文與學生們的前程之間左右為難。實地走訪調查之后，該院檢察委員會認為六名學生系初犯、偶犯，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檢察院柔性辦案，決定對他們不起訴。

　　任何案件都是豐富而鮮活的教材，都與現實生活有著這樣那樣的復雜撕扯，而不僅僅是法律文本上呈現的那些干巴條文。檢察官能夠實地走訪調查，體察替考大學生的生計困難，并為這些貧困大學生的前程著急，這種精神讓人感動。

　　不過，如果因為替考者家庭貧困、學業優秀而免于處罰，則這樣的“柔性”未免有些過了。法律固然要兼顧天理人情，并平衡各種利益關系。但是，也要考慮到對涉案者違法行為的矯正，以及對類似違法行為的警戒與提醒。

　　替人考試屬于違法行為，并非什么高深的道理，本來就是一個常識，6名大學生不可能不知道。況且，他們的替考也并非一時沖動之下的激情行為，而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準備，包括準備假身份證、假準考證等，這表明，這些大學生的替考并非不知情之下的糊涂之舉，而是心存僥幸的涉險行為。即便不談《刑法修正案(九)》調整之后的“替考入刑”，此前的替考也一樣要受到行政處罰。

　　替考者家庭貧困固然不假，但當下大學中的貧困生勤工儉學的途徑也很多，無論是做家教，做促銷，都是可以的，為什么非要去替考呢?進而言之，既然被抓后才意識到替考可能影響前程，那早些時候干什么去了?既然做了，就應該承擔責任，接受懲罰，豈能扯七扯八拿貧困說事?

　　至少到目前為止，尚無一部法律有規定，因為貧困而違法的，就可以從輕處罰，更不要說“為了前程”。若是談“前程”，哪個違法者沒有自己的“前程”?何以大學生的“前程”就一定要高于一般人?

　　替考事件的危害性，不僅僅是搞亂社會評價體系，更在于毀壞了一個社會的誠信基礎，其所指向的是學歷造假，以及由此引發的信用危機。實際上，這也是刑法修正案將替考入刑的深層考量。如果這些大學生們沒有真正意識到這些，而僥幸逃脫了刑罰，即便走上社會也不可能心有戒懼。

　　當然，不起訴并不意味著沒有任何懲戒，也不意味著這些學生不會接受教訓，但如果嚴肅的法律總是被柔性執行，也不可能談得上“以儆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