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今墨（1881-1969），浙江蕭山人，原名毓黔，字獎生，他13歲時從其舅父，河南安陽的李可亭先生學醫，又因政治不定，進入京師法政學堂，接受革命理論。后來追隨黃興先生，并參加了辛亥革命。后來漸感時世雖異，許多官員仍不改爭權奪利、爾虞我詐的封建官僚作風，便對革命大為失望，慨嘆不已。既然“不為良相，則為良醫”，他便從此棄政從醫。

    施今墨先生認為，西醫學并非一無是處，而許多西醫的儀器設備還有助于診斷明確，所以并不排斥西醫。但他認為，西醫在治療方法上不如中醫多樣有效，故始終堅持中醫的辨證論治。他療效卓著，名聲大噪。他說：“治疑難大癥，必須集中優勢兵力，一鼓作氣，始能奏效，因循應付，非醫德也。”

    施今墨遣方用藥自成一格，其處方配伍精當，藥品繁多，前后搭配無不相合，博得了“雍容華貴”的美譽。他擅用大方，藥品的搭配極有法度，與一般醫生之隨意堆砌藥物，斷不可同日而語。中醫遣方用藥，每藥的使用，都必須與其他藥物相互為用，七情和合。因此，藥味越多，就越容易出現不和、不當的搭配，影響全方的整體性和治療效果。然而施老用藥，常見二、三十味之多，但即使藥味再多，也配合得體，法度嚴謹，毫無繁瑣冗贅之感，反倒彰顯其華貴大方，非常人能及之氣度，其處方之華美常令中醫藥界的行家矢口贊嘆。他還十分善于將《傷寒》、《金匱》的方劑參合應用，可以說對于經方的使用已然達到了收放自如的境界，這也是他學識淵博、辨證翔實的見證。

    施老十分擅用“對藥”，所謂對藥，就是在二、三味藥組合使用時，有些藥物搭配起來使用，可以發揮出意想不到的功效。他創制了許多對藥的使用方法，對于中藥的藥性藥理極有研究。大量對藥的使用，更加突顯了其方的華貴之氣，是醫學殿堂中難得一見的藝術珍品。他不僅善用大方，其使用單方、小方也得心應手，效如桴鼓。他在治學方面極為嚴謹，認為：“不可執一藥以論方，不可執一方以論病，不可循一家之好而有失，不可肆一派之專以致誤。”另外，施今墨在處方上的風格，后人十分難以模仿，“其有厭學而圖其便者，略習其大方以求相似，鮮有成功者。”因其方大而不亂，繁而不雜，因此，沒有足夠的理論儲備和深厚的醫學功底，徒然模仿他的處方風格，必不得其要領，漏洞百出，不僅令人恥笑，療效上亦無建樹，絕難成功。

    在學術上，他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氣血為人身的物質基礎，實屬重要，因此，提出了“以陰陽為總綱，表、里、虛、實、寒、熱、氣、血為八綱”的理論，這是對八綱辨證法的又一發展。在治療外感溫熱病上，他提出凡內有蘊熱，便易招致外邪，表證不可只知發汗，還應注意“清里熱”，在“解”與“清”二字上仔細推敲，創立了“七解三清”、“五解五清”、“三解七清”等法，使用得當，便效果極佳。

    1932年，他創辦華北國醫學院，課程設置以中醫為主，兼設西醫基礎課程，如解剖、生理等。到解放前為止，已培養了500多名優秀中醫人才，皆為后一輩的骨干力量。國民黨廢止中醫案事件發生后，施老奔走于南北，聯合同道，在南京組織請愿，登報呼吁，引起了民眾的呼吁，終使國民黨政府撤消此案。

    施老在中醫學上取得了極高的成就，但他為人嚴謹、謙恭，授徒嚴格、認真，為中醫事業的發展和人才培養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并尊重西醫，接納新知，是近代中醫的領袖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