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異鬧” 博弈機制比爭論更重要(2)
事實上，現有開放異地高考政策并非教育部門所制定的前瞻性的政策，而是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特別是教育業發展倒逼的產物。這從目前異地高考政策中高筑的限制性“門檻”上不難看出。從更為深入和廣闊的層面著眼，開放異地高考是計劃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過程中必須突破的關隘，是城市化進程中的必然。此一政策的順利實施，無疑可以解放教育業的生產力，大幅度降低社會成本，促進教育公平和教育發展。
我們也必須看到，目前爭執或者僵持局面的形成，既是陳舊的戶籍制度引發的弊端，也是教育行政壟斷，以及隨之而來的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公所導致的教育資源地方性壟斷的后果。談及異地高考政策，決策部門官員稱，“異地高考政策既要解決城市外來人口子女的考試就學問題，也要考慮到城市的承載能力，保障當地學生的權益不受影響”。品味其中的“外來”與“當地”的表述方式，無疑呈現了戶籍制度和地方政策壁壘帶來的障礙。從中既不難看出異地高考政策制定的難點和困境所在，也不難察覺其中所謂的“當地學生的權益”的正當性可能遭到的質疑：如何將歷史原因形成的特權與公正公平的教育權益予以區別、界定，然后恰當地予以切割和剝離？
促進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以推動教育公平，開放異地高考政策僅僅是教育體制改革不得不邁出的一小步。如果將教育資源的行政壟斷和地區不均衡比喻為優勢地區筑壩蓄水的話，那么開放異地高考政策就是一個開閘放水以平均水位、一方決堤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必然會影響現有的利益格局，沖擊和蕩滌長期蓄水而形成的特權意識。歷史經驗證明，任何改革總是不免以局部的付出和減少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的。故而不妨斷言，全社會的教育公平的進步，顯然比維護幾個長期享有優厚教育資源的中心城市的特權更重要。
當然，以20位反對異地高考政策的京籍家長，在一千多萬京籍人口所占比例來看，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但無論他們所持的理據多么的無力和難以服眾，他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應該得到尊重和鼓勵。從這個層面看，開放異地高考政策所引起的爭議，正是一項公共政策利益相關各方通過公開博弈得以完善和取得合法性應有的狀態，并獲得遠比爭論本身更為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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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韓志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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