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高中語文第三冊第一單元：孔雀東南飛（并序）創作背景
本文的寫作年代，歷來有所爭論。根據此詩小序，應是漢末建安時代的作品，故屬“漢樂府”范圍。以下是語文第三冊第一單元孔雀東南飛(并序)創作背景，請大家認真掌握。
寫作年代
《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歷來有所爭論。根據此詩“小序”，應是漢末建安時代的作品，故屬“漢樂府”范圍。
劉克莊《后村詩話》云：“《焦仲卿妻》詩，六朝人所作也�！赌咎m詩》唐人所作也。《樂府》惟此二篇作敘事體，有始有卒，雖詞多質俚，然有古意。”劉克莊指出此詩為六朝人作品，但也沒有舉出什么理由，所以劉說影響不大。
1924年，梁啟超為了歡迎印度詩人泰戈爾，在北京作了一次演講，提到《孔雀東南飛》的寫作年代問題，他說：“像《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一類的作品，都起于六朝，前此卻無有。(《孔雀東南飛》向來都認為漢詩，但我疑心是六朝的，我別有考證。)《佛本行贊》現在譯成四本，原來只是一首詩。……六朝人幾于人人共讀。那種熱烈的情感和豐富的想象，輸入我們詩人的心靈中當然不少，只恐《孔雀東南飛》一路的長篇敘事抒情詩，也間接受著影響吧?”(見《印度與中國文化之親屬關系》講稿，北京《晨報》)此說在文學界頗多影響。
梁啟超說的“別有考證”后來也未見發表，倒是發表了否定自己的看法。他說：“劉克莊《后村詩話》疑這詩非漢人作品。他說漢人沒有這種長篇敘事詩，應為六朝人擬作。我從前也覺此說新奇，頗表同意。但仔細研究，六朝人不會有此樸拙筆墨。原序說焦仲卿是建安時人，若此詩作于建安末年，便與魏的黃初緊相銜接。那時候如蔡琰的《悲憤詩》，曹植的《贈白馬王彪》，都是篇幅很長。然則《孔雀東南飛》也有在那時代寫成的可能性，我們還是不翻舊案的好。(見《中國之美文及其歷史》)
后來仍有不少人主張《孔雀東南飛》作于六朝的。各種考證的理由，歸納起來有以下三點：一、根據《酉陽雜俎》和《北史·齊本紀》，指出詩里“新婦入青廬”的“青廬”，是北朝新婚時的習俗。二、根據《宋書·臧質傳》和《樂府詩集》，證明詩中“四角龍子幡”是南朝的風尚。三、詩中有“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的句子，認為廬江的人絕不會葬到陜西華山去，華山在這里只是一個借喻，是襲用了宋少帝時“華山畿”的故事。根據這些理由，認為漢朝的詩里是不可能出現六朝的習俗、風尚和事跡的，《孔雀東南飛》的這些內證，就透露了自己問世的年代。
但是這些論證仍然比較牽強，不足以構成完整的理由。因為：
一、段成式的《酉陽雜俎·禮異》中雖記有“北朝婚禮，青布幔為屋，在門內外，謂之‘青廬’，于此交拜迎婦。”但這段話只能證明北朝有這種婚禮，卻不能證明北朝以前沒有這種婚禮。“青廬”漢代已有，《世說新語·假譎》中記曹操故事時已有“青廬”之名出現，也說明“青廬”已用于漢末，而非始于北朝，只是北朝襲用漢俗而已。
二、《宋書·臧質傳》、《樂府詩集》引《古今樂錄》中雖然有“龍子蟠”的記載，但“幡”在漢末已很流行，傳喻信命，表題官號，用的就是這種四角旗。“龍幡”曾見于《三國志·吳志》。所以《孔雀東南飛》中出現“四角龍子幡”是很自然的事，不能說它是南朝獨有的風尚。三、“孔雀東南飛”與“華山畿”故事中的殉情情節，類型相同，都是民間傳說中的典型。“孔雀東南飛”故事的地點在廬江，“華山畿”故事的地點南徐在今鎮江。中國各地小山同名的很多，不一定“孔雀東南飛”就是襲用了“華山畿”的地名，借喻之說，也不確切。
北大《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謂：“關于此詩的寫作年代，歷來有許多爭論，或以為漢末人作。今按，根據原序，此詩基本上當成于漢末;惟民間樂府本為集體創作，在流傳中總會經過不斷的豐富和修改，自然隨時有增附潤飾的可能，故詩中不免有漢以后的風俗習慣等描寫羼入，不得因此即武斷為六朝人之作。至其被收入《玉臺新詠》，則表示此詩最終寫定的時間必在徐陵之前。”
以上為此詩寫作年代的爭論情況，但通常仍根據《玉臺新詠》所載“小序”，認為是漢末之作。
社會環境
故事發生在“漢末建安中”。當時的背景是：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的那套倫理綱常，逐漸占據了統治地位，并發展到了相當完備嚴密的程度。在婚姻制度方面就規定有“七出”、“天下無不是之父母”等清規戒律。“天下無不是之父母”，這正是焦劉悲劇的主要原因。在這一時代氛圍里，在焦母的淫威下，焦仲卿敢于站在劉蘭芝一邊，表現出與蘭芝“結發同枕席，黃泉共為友”的堅決態度，這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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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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