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評論：高考改革為何屢改屢敗？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人們開始加強反思高考對中學“素質教育”的扭曲，并由此推進旨在“引導素質教育良性發展”的高考改革。近10年來，重大的高考改革事件如下：

1998年下半年，教育部提出“3＋Ｘ”的高考科目設置改革方案。

新方案在1999年逐步推廣至全國。“3＋Ｘ”被當時的教育主管部門和有關教育專家認為是治療學生偏科、同時推進學生綜合素質培養的“良藥”。

1999年，教育部在全國范圍組織了10個省（區、市）和北京大學等400余所高校進行了網上錄取試點工作。到現在，高考網上錄取基本普及。“網上錄取”被認為實現了高校錄取的高效率，同時更好地保障了高考的“公平”。

從1999年起，我國開始了大規模的高校擴招，從1998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108萬人，到2005年全國高校招生計劃475萬，經過7年擴招，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以每年遞增兩個百分點的速率，迅速達到21%，實現了由精英教育到大眾教育的跨越，實現了全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規模的光輝業績。

2000年1月，北京、安徽等省市開始實行春、夏兩季高考招生。春考以肩負打破一考定終身的使命而高調出現，讓當時的人們很是興奮。

2001年4月2日，教育部宣布取消高考考生年齡和婚姻限制。這又一次被認為是教育體現“人文關懷”的重大舉措。“充分”展示中國高考人性化的一面。同樣被認為十分“人性化”的改革，還有高考時間的調整，“為了消除炎熱天氣給考生帶來的發揮失常的隱患”，2003年，夏季高考時間由傳統的7月7日提前到6月7日。人們以為，“黑色七月”由此可以遠離人間。

2003年，北大、清華等22所高校被賦予5％的自主招生權。到2005年，享有這一自主招生權力的高校擴大到了42所。高校的自主招生，被認為是打破考試分數對人才選拔的剛性約束，可以讓一些拔尖的特色的優秀人才脫穎而出，同時讓高校做到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重大改革。

2003年北京、上海兩地試行高考自主命題后，2005年高考考場上共有15個版本的高考試卷。統一時間分省命題的高考，被認為是體現了不同地區人才培養特點，使考試內容更有針對性。

2006年，上海的復旦大學、上海交大，各拿出300個名額，實行“真正意義”上的自主選拔招生，兩校采取面試為主的方式錄取學生，被錄取的學生，不再受5％自主招生權的高考“一本”錄取分數線限制，考生雖然參加高考，可分數只作為參考，或者是對比分析的“樣本”——研究面試選拔與高考選拔有多大的相關性。

這些一出臺就被“定性”為“重大”、“關鍵”、“史無前例”……等等的高考改革，實際效果又是如何呢？

“3+X”讓學生全面發展了么？“3+X”在很多地方，被學校、家長、學生痛恨：為了那一個“糾偏”的“X”，對于每分必爭的高考來說，多少學生被高考進一步折磨。全面復習、全面背記，學生學業負擔進一步加重自在不言之中。

擴招緩減了高考競爭的激烈程度么？事實表明，優質教育資源的匱乏，以及一些學校不具備基本辦學條件而大幅擴招造成的教育質量下降，更導致了高考新型獨木橋的出現。而眼下大學畢業生嚴峻的就業形勢和每況愈下的“身價”，讓擴招幾成眾矢之的。

春考改變一考定終身的局面了么？由于招收學校有限，春考一誕生就被一些學生視為落榜生的考試，生存空間也就可想而知，在一些地方，春考正成為“食之無味，去之可惜”的“雞肋”。

年齡和婚否限制的取消、時間的調整體現了人文關懷么？某種程度應該看到某些進步，可是面對占農村居民年收入170%、城鎮居民年均收入70%的大學學費，面對農村家庭因送孩子上大學而致貧的現實，有誰感受到了多少高考的人文關懷呢？再看看如今六月高考的場景，我們會發現，七月脫掉的黑色帽子，被六月戴了起來。

自主招生，可以讓特長學生脫穎而出么？看看5%自主招生的一本分數線限制，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那么，復旦、交大面試錄取的方式，成為了考生的福音么？聽聽外省市學生的質疑、其他學校的反對、眾多沒有優秀到可以獲得“面試”機會學生的聲音，大家也會發現，這種學校說了算的自主招生，讓大家對公平問題很不放心，同時，不同學校各行其事的測試、面試，明顯地在加重學生的負擔而非真正導向“素質教育”。少數著名高校才擁有的自主權，則促使優秀的學生享有更多的機會。

計算機錄取就公平了么？機器自己并不會運行，運行機器的是人。重點大學在本地投放的招生指標每年增加，讓大家品味到高考的不公平在拉大而不是縮小。而且，統一時間分省命題的高考，進一步將以前全國一張卷時地區間由于招生指標分配不合理而出現的巨大錄取分數線差異，悄悄地掩蓋。分省出題讓地區分數線失去了可比性，同時國家和地區政府嚴厲“打擊”高考移民的政策，則試圖用制度，扼殺地區教育發展不均衡背景中人們的移民沖動，從而營造表面的公平與合理。可有趣的事，北京、上海等地，為發展金融行業，政府出臺了政策，明確表示：金融高管的子女在京滬，可以享受當地人同等的教育待遇。

縱觀高考改革，各種不同時期推出的不同政策共性十分突出：體現“改革業績”。把改革本身作為一種業績，而并沒有真正關注考生，即學生的真正發展。表現在三方面，一是改革尚未推出，便高調“定性”，其實改革究竟能起到何種成效，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二是事關重大的改革措施，基本是政府官員主事，并沒啟動廣泛的論證程序，沒有傾聽當事的學校老師、家長和學生的意見，每年有改革，似乎就意味著每年有成果，實際上，改革不是兒戲，政策更需要相對的穩定性。三是所有改革，并未出觸及高考改革的根本，我國高考要改的，首當其沖的應該是錄取制度。可以說，如果錄取制度不改，中國高考的時間改革、內容改革，均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