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本該代表寫作者的學術水平。給研究生畢業設置發表論文的硬指標，旨在防止個別研究生“混文憑”。動機應當不錯。結果呢？研究生逐年增多，能夠發表論文的刊物卻在不斷減少。現在，刊物全用來發研究生的論文，怕也無法滿足“研究生畢業必須發表論文”的要求。從客觀的條件看，這項硬指標根本不具備客觀的可行性。再從幾年的實踐看，研究生一入學就面臨著發表論文的壓力，根本不可能潛心治學，到時候論文發表了，真正的研究卻未必有成果。發表論文的過程，難免成了利用網上材料進行復制、粘貼的剪輯過程，成了托關系、走后門的公關過程，或者干脆就是花錢買版面的交易過程。恰恰是這樣的論文，評定職稱的時候需要，續聘教授的時候需要，認定學校業績的時候更需要——本該代表學術水平的論文，卻讓學術喪失了最后的一點尊嚴。這樣的論文，越是繁榮，學術就越沒有希望。

　　研究生能不能畢業，本該由自己認定的，卻得看論文能否發表，也就等于交由雜志社把關了；職稱夠不夠格，教授能不能續聘，學校辦得有沒有水平……也都交給發表論文的雜志社了。這碩導、博導自然當得省事，評定職稱、續聘教授、評價學校的業績，自然也都成了數數論文就能搞掂的省力事。論文決定了一切，論文也就掉價了。差不多凡是識字的，都會寫論文；無論和誰幾天沒見，冷不丁就會聽他說又發表論文了。現在，怕沒有比論文更不值一看的東西了。

　　當年的一段佳話，令人不勝感慨。說梁啟超向清華大學校長曹云祥推薦陳寅恪來當教授，曹云祥問是哪國博士，陳寅恪讀了哈佛大學、柏林大學，卻偏什么博士也不是；曹云祥問有什么論著，陳寅恪在他研究的領域無疑代表著當時中國學術的最高水平，但他當時偏就什么論著也沒有。看曹云祥面有難色，梁啟超說：我著作等身吧？但我所有的著作，未必比得上陳寅恪的幾百個字。于是，陳寅恪就進了清華，就做了教授。今天，陳寅恪不可能有了，梁啟超不可能有了，曹云祥也不可能有了。說是管理科學了，什么都拿定量考核了，論文能說事了，可論文偏就忽悠了學術，讓學術蒙盡了羞辱。

　　從這個意義上說，以論文走俏為標志的科學管理的時代，恰恰是管理弱智的時候。難得有七所大學取消了論文的硬指標，也許能重塑一點學術的尊嚴，而這，正是這一事件的學術意義所在。作者：慕毅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