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研究生收費將在2006年正式啟動的新聞，引起了輿論的廣泛關注，贊成者、反對者不一而足。國務院學位辦負責人又很快出來澄清，說此政策尚處調研階段，2006年啟動絕無可能。

研究生教育不屬于國家義務教育范疇，由公費轉向自費是大勢所趨。我首先要向大家指出一個被輿論忽略的事實：除少數(shù)名校享有全部公費的特權外，大多數(shù)高校的研究生招生中部分自費的政策已經執(zhí)行好幾年了。如今的問題不是要不要由公費轉自費，而是誰該享受公費；全部自費以后，誰有資格獲取獎學獎、助學金和助理津貼。

目前，每年約有一半的研究生（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是自費生，按每年交納1萬元學費算，三年就是三萬。

誰可享受公費，誰該交納這筆巨款，說起來非常“中國化”，就是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成績在前的有免費午餐，排名在后的只能自認倒霉。

從程序上來說，沒有比這更公平的了，避免了有可能產生的各種腐敗和人為操作因素，但實質上非常不公平：以考分劃線搞一刀切，抹殺了不同專業(yè)、不同家庭收入的實際需求，沒有將納稅人提供的公共資源用于最需要的地方。

哪些學生最需要公費或獎學金資助呢？在我看來，主要有三類人：一是家境貧困的學生。三萬元對于沿海城市居民來說或許尚可承受，但對來自內地鄉(xiāng)鎮(zhèn)特別是邊遠地區(qū)的農村學生來說，是一筆天文數(shù)字。這幾年媒體大量報道的貧困學生撿饅頭過活、賣血或乞討助學等新聞，雖然是極端的個案，但貧困生問題卻是中國高校客觀存在的普遍現(xiàn)象。貧困生的確是最需要國家資助的人。

無論是目前的公費，還是以后的助學金和助理位置，應該首先分配給他們。

二是學習成績優(yōu)秀的研究生。由于目前的公費是一考定終身，起不到在學期間的獎勤罰懶作用，研究生們學好學不好一個樣，以至于與一些發(fā)達國家的研究生教育水平相比，存在差距。我認為，應該參照國外的成熟經驗，讓優(yōu)秀學生以自己的學習成績和研究計劃，通過平等的學術評議，積極地參與各類獎學金的競爭。讓獎學金合理地分配到那些最出類拔萃的學生手中。

三是文理基礎學科的研究生。各學科的學生畢業(yè)以后所獲得的報酬差別很大，金融、工商管理、電腦等學科在就業(yè)以后有較優(yōu)厚的收入回報，應用型的工科和部分社會科學畢業(yè)生收益也不錯，而研究基礎理論的文科和理科學生相對來說差一些。每年的考研，大量考生特別是優(yōu)秀考生都云集前者，這是市場理性選擇的結果。

作為社會整體利益的代表，國家應該通過各種獎勵的調節(jié)作用，重點資助那些從事對國家發(fā)展有長線價值的基礎學科研究生，而將那些有直接經濟效益的應用型學科的學生交給市場。

國外許多大學就是這樣做的，商學院、管理學院、工學院的學生基本上拿不到獎學金，而從事文科和理科基礎學習的研究生大多可以免學費。但在中國的大學，卻不管各學科的具體情況一刀切，要有全都有，國家大包大攬；沒有全部沒有，通通扔給市場。這樣的狀況必須改變。

簡單地說，公費和助學金應該向基礎學科的學生傾斜，而應用型學科、特別是就業(yè)后有較好回報的專業(yè)，可以通過參與導師的課題、擔任研究和教學助理以及銀行個人貸款解決學生在校的生計問題。通過這樣的國家調節(jié)手段，可以將頂尖型人才平衡地分配到基礎學科和應用型學科兩個領域。

上述三類學生，都是最需要由國家來埋單的人。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其優(yōu)先秩序如下：首先要照顧最弱勢群體貧困學生，其次是向學業(yè)優(yōu)秀的學生傾斜，最后是將更多的資源分配給從事基礎研究的學科。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是機會面前人人平等，符合羅爾斯所說的“公平的正義”分配法則。而目前我們所執(zhí)行的分數(shù)面前人人平等，是從計劃經濟時代向市場經濟時代轉型期的過渡政策，表面看起來很公平，實質上極不合理，集中了計劃經濟的平均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放任主義的雙重弊端。

我在文章的一開始就已經指出，所謂的研究生自費，事實上早已部分執(zhí)行，對一半研究生來說已經成為全部的事實，因而問題的關鍵不在于何年開始全部自費，何時徹底地市場化。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研究生教育的徹底市場化，而是研究生教育的公平化。落實“公平的正義”，何須等到全部自費的那一刻？完全可以從現(xiàn)在開始，改變以分數(shù)決定公費與自費的不合理現(xiàn)狀，將有限的資源向貧困和優(yōu)秀學生傾斜、向基礎學科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