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現“社會友好型”商業

來源：時間：2008-03-07 09:15:03

　　盡管根據中國國家發改委主任的預計，2006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長可望超過三成，北京大學教授周其仁還是認為，一方面目前各界對中國企業的真實贏利能力的看法并沒有達成一致，另一方面，“一個企業獲得較高的利潤，等于給天下英雄豪杰發邀請”，從而會影響企業未來的贏利能力，尤其是市場全面開放的情況，在那里“所有今天成功的公司，翻過來就是各家競爭的領域，瞬間轉化為明天的成本”。
　　長江商學院院長項兵認為這些正是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天花板”。他說，“中國企業過去一直是靠投入在發展，在主流市場和主流產品上始終沒有突破，實際上是大而不強。而要進入主流市場，靠的是陣地作戰的能力，而過去中國企業習慣了隨時捕捉機會的游擊戰”。另外，目前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一些國有企業，但由于這一形象，他們在全球的資源整合能力將大打折扣。
　　一國企業的商業倫理，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個國家企業界通行的商業模式。
　　《中國企業家》主編牛文文撰文指出，中國過去30年的商業倫理是“溫飽時期的顧客至上商業倫理，窮人商業”，在“商業五倫”即企業家、投資人、顧客、員工和政府中，中國企業最看重顧客。這種倫理的支持下，通用產品、低價格、大批量、快速度，共同構成了基本的商業模式，而盡快大批生產通用產品就被當作最主要的競爭方式。但這樣的模式是以一系列的“成本忽略”為代價的，比如土地成本、資金成本、股民利益、環境成本、員工利益等，最后，“除了作為消費者中國大眾對企業還是滿意的之外，作為員工、作為股民、作為社區居民、作為納稅人，大家的感覺全是被企業侵害”。
　　作為中國企業和企業家們對商業氣候變化的直接反應，“社會責任”在最近一年成為一個最時髦的字眼。百度一下這個詞，可以搜到12000多條的結果，其中90%以上出現在最近一年。各種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或與之相關的企業慈善的評選，更是層出不窮。王健林就坦言，2006年他收到的相關評選邀請就有十幾個。一些知名的企業，也已經或即將發布自己的社會責任報告，其中包括中化、中海油、華為等。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40年來一直把“要為顧客省錢”當作前進動力的沃爾瑪——如今宣稱要成為全球最綠色的企業。在那些激進的批評者看來，這家年營業收入達到 3120 億美元的公司曾代表了大公司的所有不當之處。7月，沃爾瑪晉江店工會正式成立，這是該公司在全球的首個工會組織，之前公司與員工已經就建立工會展開了數年的斗爭。12月初，它宣布將從12月30日起開始采用一種純棉的環保編織袋，這種袋子成本價為每只9元，但顧客只需支付3元，多出的6元意味著沃爾瑪成本的增加。這家全球最大的零售商的舉動，或許正可作為中國社會對商業倫理的反思的榜樣。
　　
　　激辯企業責任
　　
　　真理愈辯愈明。12月9日，一百多位國內外最優秀的企業家、學者和政府官員代表云集中國大飯店，他們談論的主題是“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式商業倫理”。
　　《中國企業家》社長劉東華開宗明義地指出，“昨天，人人渴望成功，英雄不問出處，但是今天我們的社會要求越來越高，不但要成功，大家更加關注你成功的方式，更加關注你成功的邏輯，更加關注你的成功和這個世界是什么樣的關系。”他堅信，今天企業界的新責任是“重建規則和秩序的尊嚴”。
　　所有的辯論被分成兩派。一派主張全面社會責任，一派主張主要社會責任；前者認為中國企業家必須全面考慮股東、員工、顧客、社區、環境、合作伙伴的利益，而后者則認為企業家的主要責任就是把企業做好，只有在有條件的情況下才可以適當承擔其他社會責任。主張前一派的代表包括牛根生、王健林、馬蔚華、王志樂（商務部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主任），柳傳志、寧高寧、張維迎、周其仁則是后一派的代表人物。
　　中糧集團董事長寧高寧認為中國社會把太多的目標加到了企業身上，包括社會職能，政府的職能，道德職能，甚至包括民族精神，結果讓企業承受很大的壓力。因此他認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第一責任是把企業做好，只有在這個基礎上，才可以去涉足其它責任，我希望中國企業真正發展是做好了自己的全球競爭以后，再談更多的對多元化目標的社會責任。如果說你的企業自身沒有做好的話，今天談社會責任，實際上對企業、社會都不利。”
　　聯想控股總裁柳傳志也表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企業必須首先向股東負責，“因為沒有對股東負責，這個企業就不存在了”，但為了向股東負責，必須向顧客和員工負責，為此，企業的首要任務就是為社會提供好的產品和服務，按章納稅，擴大就業機會；在這之上，如果還有余力，也需要兼顧社會公益。不久前，他剛剛發表一篇名為《讓社會的空氣更濕潤一些》的文章。
　　但馬蔚華馬上引用福特汽車前董事長福特的話，來對主要責任派表示了異議。“一個好的企業，和一個偉大的企業的區別在于：一個好的企業能夠給客戶提供好的產品和服務，而一個偉大的企業不僅提供產品和服務，而且還竭盡全力使這個世界變得更加安全、和諧、美好。”他列舉了這幾年招商銀行已經累計為社會公益事業捐款上億元，公司每年派4個人下往貧困地區掛職副縣長，進行扶貧，其中一個支行副行長在云南擔任副縣長時，以身殉職。
　　馬的話得到了牛根生的支持。牛根生認為，負責任必須是全面、一貫性的。“具體講，全面性就是對股東、銀行、員工、合作伙伴、消費者全社會自然界全面負責任。中國式商業倫理的理想狀態，是講和諧，講均衡，講信用。實際上全世界都是這樣。”他進而認為，要達到這樣一個狀態，需要打造三重倫理，第一層是大商圈環境倫理，第二層小商圈企業倫理，第三圈企業家個人倫理。
　　過去幾年捐款超過5億元的王健林的看法是，“不要為不行善找借口！”他認為既然是商業倫理，就應該是滲入骨髓的，因此應該是從一開始就必須有這種全面的責任觀，而不是說等到具備條件時才去做公益慈善。“這個詞（社會責任）使用頻率很高，為什么？不完全是時髦，是有一些原因。首先，它是企業本身的社會性性質決定的；其次，是由市場經濟的特性決定的，只有市場經濟條件之下，才可以說社會責任；第三就是企業本身生存的需要。”
　　但參加了《大國崛起》討論的皇明太陽能的老板黃鳴顯然在聽到這里時有點耐不住，他是典型的主要責任派，他在博客中寫道：中國現在很大一部分企業，贏利都不能保障，員工的可持續發展都還不能解決，是“虧損企業”，談捐獻有點早；還有的企業總欠銀行的錢，是“準倒閉企業”，用國家的財富賺個人的名義，這樣的捐獻反而是對社會的一種諷刺；有的企業甚至產品質量得不到保障，不管消費者的服務，是“垃圾”企業，社會道德是不會接受這樣的捐贈。如果基本責任做不好，做捐獻是沒有根基的，基本責任做不好，何以做企業公民？做好基本責任，就是最大的慈善！
　　學者周其仁用一種“次序觀”來對黃鳴提到的這種現象表示了呼應。“我的看法是還是要有點次序，把你最應該履行先履行，有余力再做第二級、第三級、第四級的。員工工資不好好發，銀行貸款不還然后就捐款，這是絕對不能提倡的。”他認為企業就是一組合同，“企業就是對員工簽了合同，對銀行簽了合同，與股東簽了合同，與技術擁有者簽了合同，或者買了地或者租了房簽了合同，然后我們把產品和服務提供給市場，全是一組合同組成的”，因此，“企業和企業家最基本的責任就是要履行你的條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