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孝道的哀落,不但給了中國金融業很大的機會,也由此產生了很多新現象,在沒有一個外部金融系統可以依賴的情況下,孔家店是每個人的避風港,所以多次被打倒之后又再次樹立起來。而金融市場的興起,對中國人的真正解放與自由有更大意義。例如芙蓉姐姐現象,這可以從許多角度解讀,但就我來看,為什么上個世紀70年代不會產生芙蓉姐姐,主要原因可能不僅是沒有互聯網,也因為沒有足夠的金融工具給個人安排未來。當“家長”和“領導”是你的主要的經濟來源和社會資源時,你的選擇空間會很小,而現在她一想出路還很多,關鍵時刻就不會退讓,還可以繼續作芙蓉姐姐,而且還會帶動一批人加入她的行列。
我曾與現代新儒家代表交流,有人也很認同我的看法,如果原原本本恢復儒家文化,不可行也沒必要。如果想要在中國社會重建儒家道德秩序和倫理,首先應把中國家庭做一個重新定位,不是把家庭功能放在經濟交易上面,而是要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上面。感情交流的功能到目前為止在任何社會都是沒辦法由市場提供的。某人今天給了我五單位的感情幫助,等一年之后我給他十單位的感情回報,覺得回報率已經100%,夠多了,他可能還覺得我不夠朋友,回報這么一點。感情交流是很主觀的東西,家庭、家族、教會、姑婆屋等等之外的市場提供能力很弱。
我每年回中國的時候看到很多中國孩子被西方人領養過去,讓我們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么西方人領養中國的小孩以后,照樣可以那么愛他們自己的孩子,最后發現,西方人已把經濟交易功能從家庭里面剝離出來了,家庭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感情交流的基地,
現在國內做文化研究的人普遍像有一種重新回到四書五經內的趨勢,以更多經典來倡導中國的文化,不是對中國今天的社會做一些比較細的研究。我們曾將北京和河北徐水縣、河北劉莊分別作為研究樣本,主要想看看大城市、城鎮和農村每個地方的文化與價值觀差別。
其中我們問到一個問題就是每個人過去一年里面給非親戚送了多少禮?禮尚往來也是對未來的一種投資形式,結果我們發現北京基本上沒怎么送禮,農村給親戚送禮很多,但在非親戚關系中送禮的人很少,而中小城市,特別像縣城、地區市,給非血緣關系者送禮是最多的,我看到數據的第一個反應就說是不是搞錯了,為什么會這樣?
原因在哪里?在北京這樣一個現代金融產品已經非常發達的城市,通過友情和親情為未來投資必要性低,買保險、基金就可以提供需要。而農村盡管現在人口結構發生很大變化,流動性也增大了,但基本架構還在,重要的禮尚往來的都集中在血緣里面。相對而言,縣城和地區市屬于兩邊都不靠,他們這些人往往是近代中國城鎮移民的結果,已經把傳統血緣網絡和家族關系基本留在農村,他們即使想要繼續靠家族提供經濟保障事實上也不太可能了,另一方面現代金融產品在中小城市又不是很多,逼著中小城市的人把更多精力放在友情投資里面。正因為這個原因,我們同時也發現目前中國縣城和地區市的居民是對未來安全感最低的群體。
類似的研究對于我們理解現代中國社會有很大的幫助,有沒有用過現代金融、現代保險產品的經歷,可能會對人的價值觀有影響。盡管一方面從個人欣賞和價值偏好角度我希望恢復儒家傳統文化傳統,但做研究的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對中國的現狀做一些實在的研究,在這個基礎上再去了解,多大程度上恢復傳統的儒家文化是可行的。
(本文根據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學終身教授陳志武先生7月14日在北京三味書屋的講座錄音整理編輯,未經本人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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