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溯寧：達沃斯是思想的節日

來源：時間：2008-03-26 16:23:08

　　田溯寧：中國寬帶產業基金董事長
　　第一次參加達沃斯：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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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第一次去達沃斯是1997年。那時候參加論壇的中國企業家還不多，當時中國企業聯合會副理事長陳英做了很多的組織工作�，F在回頭想，當時我去達沃斯的很多感受還是比較表面和膚淺。達沃斯的風景很美，漫天大雪，但并不覺得寒冷；論壇的氣氛很熱烈，人非常多，大人物也很多，我們心目中的大人物，論壇上基本都能找到，和他們交流也很容易。過去我們參加會議大部分都是單一方式，要么在上頭講，要么在底下聽，而在達沃斯，有很多途徑可以讓你能夠進行非常好的互動交流。
　　1997年在達沃斯，有一天晚上有個活動大家要同坐一輛巴士去。我的旁邊坐了兩個人，右邊是知名投資公司Fidelity的老板，左邊是墨西哥最大電信公司的老板——據說現在個人財富比比爾•蓋茨還多。我那時比較年輕，熱情活躍，而中國在他們的眼里只不過剛剛開始發展，我就跟他們講互聯網，這兩個人對我都非常感興趣，談了一個多小時。后來亞信融到的第一筆風險投資1800萬美元，其中就包括Fidelity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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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用一句話形容達沃斯，我覺得達沃斯是一個思想的節日，在這里各種各樣的思想集聚到一起來。你背后的企業未必要大，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跟別人交流；只要你的想法有吸引力，交流起來就能得到認可。
　　對企業來講，去達沃斯更重要的是開拓視野。達沃斯的很多話題非常具有前瞻性。今天各行各業都已經開始了數字化進程，但1998年我去達沃斯的時候只有個別人在談數字化，1999年的時候數字化已經變成論壇主題。1998年達沃斯還有一個讓我印象很深刻的話題是電信的放松管制與改革，我當時還在亞信，也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亞信，只是覺得這個話題很有意思。后來未曾想我加入了網通，成了電信改革的參與者。
　　從商業的角度看，大部分的會議都跟商業活動有關系，甚至有一些過于商業化，但也并不是所有的活動都很商業。大學、政府也是達沃斯很重要的參與者。我參與過一些大學的論壇，很多學術的話題很有意思，經常讓你有豁然開朗的感覺。2002年的達沃斯論壇是在紐約舉行的。當時“9•11”剛過去沒多久，很多人不敢去紐約，達沃斯卻偏偏要在紐約辦。我在那次年會上第一次聽到了“社會企業家”這個概念，不以贏利為目的，但采取與做企業一樣的管理、運營方法。2002年達沃斯就是帶著這樣的方法和觀念到紐約去的，這是一般的會議所沒有的東西。另外，達沃斯確實有比較全球化的觀念。很多會議，無論是《財富》全球論壇還是其它的投資論壇，基本上是以美國為主。達沃斯不能說不以美國為主，但也有很多歐洲的東西，而且會特意安排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東西。這是組織者在有意制造全球的平衡，便于在論壇上能聽到不同人的不同觀點。
　　

　　我始終認為，無論是互聯網，還是全球化，都替代不了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交流。這種面對面的交流，使溝通變得更加有效、生動，影響更直接。達沃斯制造了這樣一種氣氛，每個人都在走動，每個人都在交流，每個人都想見更多的人或者是被更多的人見。你在那里會被這種氣氛深深感染，而這種氣氛別的會上很少有。
　　達沃斯大會里有小會，叫行業會議（governor’s meeting）。行業會議召集的往往是行業里特別重要的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電信行業和IT行業的人在一起開會，有邁克爾•戴爾（戴爾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微軟公司董事長）、李澤楷（電訊盈科主席）等人。那天組織方突然安排我做主持人，我很緊張，從來沒做過這個工作。比爾.蓋茨舉手的時候，我說比爾先等一下，我們要按順序有組織的發言。說完后自己很緊張，但看到我的主持起到了作用，便慢慢放松了。這個行業會議上每個人都搶著發言，爭論非常激烈，但也非常平等，每個人都有發言機會。而且每個人的發言都被記到紙上，最后再被總結成一段文字。那時候比爾•蓋茨就在討論平板電腦，電信運營商也已經開始談互聯網，很多新的技術、產品和觀念我都是第一次聽到。后來我每年參加達沃斯，行業會議都成為我的重點。
　　前年，達沃斯的行業會議上提出的最重要的概念是“數字生態系統”，這個概念是韓國人講的。韓國的信息產業在1997年金融危機之后發展非�？欤粋€重要的原因是它并沒有走美國自由經濟的道路，而是依托政府和幾個大的企業結成一個體系，體系里公司間以股權參與、品牌共享、特許聯盟等方式形成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來互相支持、互相促進，打通了信息產業的上下游，并由此完成了韓國信息產業的轉型。
　　今天，中國的信息產業已經成為全球競爭的主戰場，運營商、制造商、互聯網與媒體在網絡寬帶化趨勢下正醞釀著一場高速融合。面臨這個歷史性機遇，中國能否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平臺，來打通相關產業的上下游，優化價值鏈的各個環節，形成真正的“利益共同體”——我們所說的“數字生態系統”？我們現在的中國寬帶產業基金實際上就在探索這個概念。我們想通過投資公司這種方式把關聯企業聯系在一起，用理想和遠景來統一目標，以股權關系作為法律保障，以溝通和共享作為情感紐帶，來探索中國獨特的“數字生態系統”的實現方式。
　　而這想法，最初的思想來源也是在達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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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很多參會的中國企業家都有一個共同的體會，就是中國人在參會的組織方面一直做得不太好。
　　首先一點是，中國在論壇的影響力并沒有隨著中國在全球影響力的提升而提升。在商業上，我們強調的是爭奪“市場份額”（Market Share），達沃斯論壇則是爭奪“注意力份額”（Mind Share）。但這些年我們在達沃斯爭奪到多少“mind share”呢？中國企業家去的很少，占得比重、在論壇的影響都不夠，在世界有影響的企業也不多。印度人比我們做得好，他們曾經在達沃斯搞了“印度之夜”。我們中國企業家看了很受刺激，覺得應該搞一個“中國之夜”，但說了三年也沒做成。亞洲國家在達沃斯論壇上比較活躍的除了印度之外，韓國也很活躍，去的企業很多。日本不是特別活躍。
　　再有一點是，中國的參會者之間，比如企業家和政府官員，在會上沒有很好的配合和溝通。政府官員去達沃斯，往往只是發言，不做交流，這點很遺憾。
　　近年來中國的崛起是全球有目共睹的。但通過這些年在達沃斯的經歷，以及我個人的認識，我覺得中國離現代化、離世界還有一定的距離；中國的企業家無論是競爭能力，還是創新能力，還是資本運作能力，都要迎頭趕上；中國要建立優秀的跨國企業，建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科技企業和世界水準的投資公司，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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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是中國面臨的非常重要的挑戰，如何應對這個挑戰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過去基本上都是外向型經濟，出口相對簡單一些。但企業怎么納入到全球的體系中去，不僅僅是作為它的全球采購鏈的一個部分，而且是作為主導這個體系的一部分，這是關鍵。
　　作為企業家，在產品納入到全球化體系之后，也應使思想、文化、人脈納入到這個體系中去。中國企業家要把握全球的主流意識和觀念，在整個全球范圍內培養人脈關系，與來自全球的各方面優秀人才進行交流，這樣我們的產品、服務才能與國外接軌，我們的戰略才能具有前瞻性，才能由全球化的參與者成為領導者。
　　達沃斯就是應對這種全球化挑戰的一個模型或者練習場。中國的政府、企業、高校可以通過達沃斯來認識自己，了解外部世界，加入這樣一個舞臺并成為其中一個角色。
　　對沒有參加過達沃斯論壇的中國企業家的建議：首先，對這種論壇不要有畏懼心理。不要擔心自己的公司不夠強不夠大，我1997年參加論壇的時候，公司只有六百多人；語言我始終認為不是一個障礙，真正的障礙還是心理因素。中國在全球的位置和中國的發展已經可以給你足夠的自信，把自己當成主人，主動與別人說話，大膽講出自己的觀點。第二，應該舍得在這里花時間，把參加達沃斯當成一種投資和學習。第三，中國的企業家之間需要進行更有效的組織，這樣才能有更好地交流、總結與提高。
　　
　�。ā吨袊髽I家》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