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溫病學而演成的學術流派。溫病指起病較急，熱象較盛，傳變較快，容易化燥傷陰的一類外感熱病，包括風溫、溫熱、溫疫、溫毒、春溫、暑溫、伏暑、濕溫、秋燥、溫瘧、伏氣溫病等。溫病的研究是在“諸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的事實，經實踐積累、理論升華而發展起來的。其代表人為葉天士及薛雪、吳鞠通、王孟英等，代表作有《溫熱論》、《濕熱條辨》、《溫病條辨》、《[溫熱經緯]]》等。因溫病范疇也屬于外感熱病，但又與傷寒有所區別，故溫病學派在崛起時就有著學術上的爭論。溫病學家主要研究溫病特有的傳變規律、察舌驗齒等診斷手段和辨證方劑等。但溫病學說的理論還不僅限于治療溫病，對雜病辨治也有一定指導價值，溫病學派把中醫學理論推向了一個新的臺階。

　　金元時期的河間學派在溫病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自劉完素倡“熱病只能作熱治，不能從寒醫”之說后，其門人馬宗素《傷寒醫鑒》、鎦洪《傷寒心要》、常德《傷寒正統》都對此大加闡揚，認為治熱之法惟表里二途，力主寒涼藥物發表攻里的優點，從而形成“寒涼派”。此后，元末明初王履在《傷寒溯洄集》中，亦提到溫病“感天地惡毒之氣”，“溫暑及時行寒疫、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等，決不要以傷寒六經諸病通治”。此時對外感熱病診治通行的說法是：“外感宗仲景，熱病用河間”，表明外感傷寒和溫熱病的治療已逐漸分離。事實上河間學派是溫病學派的先驅。

　　明代末年，溫熱病流行，諸醫用傷寒治法不效，這一新問題促進溫病學說在理論上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吳又可在實踐基礎上，指出當時流行的是溫疫，而非傷寒，按疫施治，大獲奇效。于是他撰成《溫疫論》，提出溫疫是戾氣所感。他對戾氣所入之門（口鼻）、所受之處（客居膜原）及特殊的傳變途徑均有論述。主張溫疫與傷寒應嚴格區分，治法當以疏利（疏達膜原）和分消（祛邪逐穢）為要務，還提出溫病下不厭早，汗不厭遲，總宜顧存津液為原則。這些主張給后世溫病學家以很大的啟發。此后清初的戴天章，以吳又可之源為基礎，詳言溫疫病狀，以分辨氣、色、舌、神、脈等諸方面來區別溫疫與傷寒，其治法則有汗、下、清、和、補五法。清代乾隆年間，瘟疫又復流行，當時余師愚認為溫疫乃運氣之淫熱，內入于胃，敷布于十二經所致。因此他創制清瘟敗毒飲，重用石膏，瀉諸經表里之火，對斑疹的辨析亦有說明。這一時期，研究溫病的學者逐漸增多，學者們對溫熱病的病因、癥狀已有一定的認識，但在其病機理論上尚未能統一，還缺乏更明晰的研究。

　　清代中葉以后，醫家對溫病的認識進一步提高。其中核心人物有葉天士、薛雪、吳鞠通、王孟英等。臨床大師葉天士提出，新感溫邪，上受犯肺，逆傳心包。又提出肺主氣屬衛，心主血屬營。他把溫邪進入人體的病理過程分為衛、氣、營、血四個階段。提出衛之后方言氣，營之后方言血；邪在衛，可汗解，在氣乃可清氣；初入營分，還須清氣透營，即入血分，方可涼血散血等一系列辨治溫病的見解。他的言論反映在由其弟子整理的《溫熱論》中。衛氣營血的辨證體系從此確立。此外，葉氏在察舌、驗齒、辨斑疹白等方面也有許多卓見。與葉氏同時的薛雪，對溫熱病之一的濕病，在病因、病機、病證、治法等方面亦有專題系統認識，進一步完善了溫病學說。

　　此后對溫病學說發展做出貢獻的還有吳鞠通、王孟英等。吳鞠通在深研葉天士醫案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心得，寫成《溫病條辨》，為系統論溫熱證治之始。他按溫熱病的傳變情況，自上而下地劃分為上焦、中焦、下焦三個階段，建立了三焦辨證綱領。三焦辨證實質上結合臟腑來討論病位、病勢，揭示了溫病病程中臟腑病機之間的聯系和影響。他將清絡、清營、育陰三法作為治病的大法，總結出了桑菊飲、銀翹散等一系列與治法相適應的名方，從而確立了溫熱學派包括病因、病機、診斷、治療的理論體系。王孟英對溫熱學派的貢獻主要體現在《溫熱經緯》一書中。此書匯集溫病名家學說最多，以《內經》、《傷寒論》為經，葉天士、薛雪諸家論說為緯，廣征清代溫病學家之論，附以王氏自家評議，淹貫各家之長，不抱門戶之見，對溫熱學說的總結及普及起了較大的作用。溫病的研究至此則進入了成熟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