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6月10日，為了打擊投機商人的投機倒把行為，上海市政府正式查封上海證券大樓；1952年7月，天津證券交易所亦壽終正寢，至此，包括期貨交易在內的國內證券市場步入了全面冬眠期。

　　1978年，改革開放的春雷在神州大地隆隆響起。

　　正是肇始于該年，布滿了陣痛、迷茫和利益糾葛，歷經國家調整價格階段、雙軌制價格改革階段和最終實行市場價格體制階段的價格改革為國內期貨業再次進入中國領導層的視野作了非常良好的鋪墊。

　　這亦悄然開啟了國內期貨業重新“入世”的痛苦涅槃的新時期。

　　萌動：價格改革雙軌制

　　要追溯中國當代期貨市場的重生歷程，不得不提及當時的大背景——價格改革。

　　所謂價格改革第一階段的國家調整價格，即為相關主管部門根據測算商品的當時理論價格，得出一個數據，并按此來調整價格。依此，彼時國家先后放開了一些無關國民生計的小商品的價格。

　　盡管初步的改革取得了成效，促進了生產的發展，然而價格不合理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改觀，而一個令人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則是，造成了調價的連鎖反應，致使出現了物價結構調整型通貨膨脹。

　　正是在左沖右突無效的境遇下，1984年，價格改革雙軌制登上了歷史舞臺。

　　所謂雙軌制，即同一種產品有兩種價格，計劃內部分實行計劃價格，超產部分則按市場供求關系定價。由此，指令性計劃一統天下的格局轟然坍塌。

　　“雙軌制走的是一條過渡性道路，它引導了價格改革逐步向市場經濟方向邁進，我覺得這是官學商集體智慧的結晶。”彼時，參與價格改革的期貨元老、中國農業大學期貨與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教授常清如此評析。

　　但問題亦相伴滋生。

　　由于是雙軌制，又因為時處短缺經濟，加上流通秩序混亂，環節多、渠道少，因此，商品的市場價格出現畸高癥狀。這讓管理層再生疑竇——什么叫市場價格，它是怎么形成的，形成市場價格的體系又是怎么形成的。

　　于是，價格改革領導者們將好奇的目光投向了國外的市場經濟國家，由此，艱巨的歷史使命再次將期貨市場拉入了中國改革者的考慮視野。

　　此時是1987年。
 
 
 
    受到高層的委派，時年僅34歲的“國內期貨教父”田源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國（同行者有現時赫赫有名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前副行長吳曉靈、中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等），常清則來到與中國一衣帶水的日本，分兵突進學習考察美日商品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
　　取經歸來的田源、常清等人開始認為，期貨是完成價格改革，理順價格形成體系的“靈丹妙藥”。

　　此時，美國培基證券有限公司亞太分公司（香港）副總裁楊亮瑜——國際期貨市場的“傳教士”——在中國政府高層的一次“布道”，則直接促使當時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將期貨市場問題列入了1988年的重點課題研究。

　　回憶彼時情形，常清稱，“其實，楊當時獻策，我們國家應該很好地利用期貨市場來為對外進出口貿易來保值，利用期貨交易，使國內貿易商不要吃虧，更好地發揮我們的集中優勢，計劃優勢——他是從這個角度，而非針對國內的價格改革來講的。”

　　與楊亮瑜異口同聲、持同一觀點的，還有當年在香港為中國對外貿易做期貨套保的外貿部期貨界元老陳寶瑛。

　　來自國內外的兩股建議讓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李鵬于1988年2月10日親筆致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下稱“國研中心）主任馬洪，“請考慮是否能組織幾位同志研究一下國外的期貨制度，運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購銷，特別是大陸蔬菜和豬肉，保護生產者和消費者雙方利益，保持市場價格的基本穩定�！�

　　這一批示，連同同年3月25日李鵬在七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加快商業體制改革，積極發展各類批發貿易市場，探索期貨交易”的發言一起，標志著在中國開展期貨市場研究這一嶄新課題應運正式確立。

　　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成立

　　作為課題的具體落實者，供職國研中心主任馬洪麾下的田源和常清等人認為，光靠國研中心一己之力，無疑顯得勢單力薄。

　　湊巧的是，當時與國研中心遙相呼應，國家體改委正好也在做期貨研究，于是雙方一拍即合，聯合成立了一家機構，名稱定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國家體改委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下稱“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田源任組長，常清司職秘書長，成員包括國家體改委流通司司長杜巖，以及國家體改委流通司、外事局和國研中心價格組部分人員。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的任務主要就是負責研究方案，試點設計。

　　正是這一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直接選擇和促成了中國第一家期貨市場——鄭州商品交易所（前身為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的誕生。

　　其實，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之所以能對中國期貨業的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一個主要的原因是，其背后擁有一支堪稱豪華的隊伍作為支撐。

　　這支隊伍成員包括當時的國研中心主任馬洪，商業部部長胡平，商業部副部長姜習，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顧問、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黨組書記安志文等。

　　但沒過多久，由于商業部的直接參與，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擴大了。時任商業部研究所所長的張其泮（已去世）作為商業部外派人員加入了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成為小組的主要成員之一。

　　隨后，作為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的研究成果，1989年由田源擔綱主編，常清、杜巖和張其泮為副主編的《期貨市場》一書正式由改革出版社付梓出版。其他參加撰寫者均為當年參加研究者，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現在仍然奮戰在期貨一線且比較活躍的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總經理朱玉辰，彼時朱供職于商業部。

　　作為國內最早研究期貨市場的理論著作，《期貨市場》探索建立中國期貨市場以規避商品價格風險的建議終為政府高層所采納。

　　其后，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分別于1988年4月16日和6月27日在北京召開了兩次座談會，并分別對我國建立和發展期貨市場的必要性和緊迫性，以及期貨市場具體的試點方案、期貨交易組織和運作模式進行了討論，并形成了《關于期貨制度研究報告》。

　　對此，李鵬總理作出了“同意試點，但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來制訂方案”的批示。
四大爭論
　　隨著討論的深入，各方對于國內如何發展期貨市場的爭論甚囂塵上，按當時全程參與討論的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秘書長常清回憶，爭論主要涉及四大方面。

　　首先是爭議試點品種。為了確定最初的試點品種，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先后邀請了中國人民銀行、國家物資總局（后改為物資部）、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和商業部進行座談。但令人沮喪的是，彼時，央行以金融是國民經濟的命脈，因此以不可能搞自由的期貨市場為由，拒絕了田源等人的建議。

　　而國家物資總局和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也否決了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的提議。其理由與人民銀行大同小異：物資關系到國計民生，加入物資流通出現問題，那么中國經濟就會出現大混亂。

　　商業部之所以支持期貨試點，原因在于其所管的內貿是農產品，而農產品經常是今天買糧難，明天賣糧難，很多問題難以解決，價格亦是暴漲暴跌。因此只能轉而求助期貨市場。

　　確定糧食期貨率先試點后，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要解決的第二個問題是，尋找試點城市。

　　隨后，常清等人馬不停蹄初步框定了四省區，即分別主張糧食期貨的河南、生豬期貨的四川、稻谷期貨的湖北，及玉米期貨的吉林。

　　與此相應，這些省市紛紛根據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的模式，成立了地方的“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例如河南省小組的組長是彼時省政府副秘書長楊昌基。楊后來升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

　　此即為第一項爭論。

　　第二個爭論之處則是，中國有沒有條件搞期貨市場。

　　當時，在很多國人眼中，期貨市場是市場的高級形式，是發達市場經濟的產物。不少部委研究者和學者，包括國家計委都認為，中國不適合搞，因為中國不是發達的市場經濟。

　　對此，常清撰文認為，“我覺得這不是條件，其實我覺得不成熟，主要在體制上，不是在物質條件上。期貨就是市場經濟中形成價格的一種方式而已�！�

　　第三個爭論焦點則是，許多人對投機的認識存在分歧。

　　國家工商總局當時認為，投機倒把是一種罪名。假如參與者要投機的話，那么工商總局隨時可以抓人，如此一來，顯然誰做期貨，都可以被抓起來，因此搞期貨市場就存在相當大的問題。最后，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力主從政策上劃定，把投機的作用、實質及國內為什么要利用投機，做了一些理論說明。最終的協調結果是，在國家規定的交易所內交易，國家工商總局不抓人。

　　最后一個爭論涉及建設一個什么樣的市場。

　　以常清等人為代表的市場派堅持應該按照國際慣例籌建期貨市場，與此相對應的另外一派觀點則認為，期貨市場同樣應該體現中國特色，因此中國應該從現貨開始起步，發展中遠期合約，然后一步步走向期貨；再一個就是不能有投機，都是套期保值。

　　“這樣的設計其實是行不通的，因為有套期保值的買者，就必須要找到套期保值的賣者，那找不到怎么辦？所以即使形成價格，其流動性也是很低的。因此價格表現也就是忽高忽低�！背Ｇ逭J為。

　　爭論所起到的一個客觀效果就是，在當時發揮了澄清、并統一思想的作用，并為今后的試辦鋪平了道路。
 
準期貨階段：鄭州糧食批發市場
　　1990年10月12日，在中國當代期貨業發展史上無疑是值得書寫和紀念的一個日子。

　　是日，期貨市場研究工作小組在中國第一家引入期貨交易機制的全國性批發市場——中國鄭州糧食批發市場——開業，總經理為河南省糧食廳副廳長李經謀。由此，中國期貨的試辦階段也正式拉開了帷幕。

　　但外界對于批發市場的定名卻抱有絲許不解，因為當初所有設計都是按照期貨交易所來進行的，然后最終呈現在市場面前的卻是“批發市場”。

　　臨時換名，凸顯的是中國改革開放一貫奉行的漸進路線。

　　“當時一下子稱為‘期貨交易所’并不現實，為了能夠長遠發展，設計者才更名為‘鄭州糧食批發市場’，實際的規劃仍然是從現貨起步，實行中遠期交易，再逐步過渡到期貨交易�！背Ｇ逋嘎丁�

　　1991年3月，鄭州糧食批發市場簽訂了第一份小麥遠期合同，新中國準期貨交易正式發軔。

　　隨后，在各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交易所開始陸續建立。

　　1991年6月10日，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在國家體改委、國研中心的支持下，在深圳成立了深圳有色金屬交易所（SME），由時任中國有色金屬工業總公司深圳聯合公司副總經理鄭元亨兼任總經理。

　　同月成立的還有實行會員制、并引入期貨交易機制的蘇州物資交易所（后更名為蘇州商品交易所）。

　　翌年5月，由物資部和上海市政府共同組建的上海金屬交易所則首先啟用了計算機自動撮合系統，實行公開競價買賣。

　　在引入期貨交易機制的批發市場和交易所規模初具的情況下，SME在1992年10月，推出了我國當代第一個期貨標準化合約——特級鋁期貨標準合同——率先實現了由遠期合同向期貨交易的過渡。新中國完全意義上的期貨交易正式啟航。

　　隨后，上海金屬交易所和鄭州糧食批發市場等紛紛跟進，推出期貨標準化合約。至此，期貨市場在中國已經雛形初具。

　　“大躍進”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后，新成立的交易所不再奉行“掛羊頭，賣狗肉”，而直接冠名以期貨交易所，并爭先恐后地上市期貨品種和期貨交易。

　　1993年開始，國內期貨業日益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面貌。

　　是年5月28日，作為標志性交易市場之一的鄭州糧食批發市場正式更名為“鄭州商品交易所”，并一直延續至今，成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國內期貨重鎮，而總裁依然是李經謀。

　　然而，由于彼時創辦期貨交易所非常“來錢”，而其設立大多又由國務院相關部門和地方政府以及行業內大型的主干流通渠道、生產企業共同組建，因此在隨后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行政色彩濃厚、政企不分的種種不良癥狀，并誘發了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膨脹，使交易所在以營利為目的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1992-1993年兩年間，中國期貨交易的發展速度可謂一日千里。

　　據上海東證期貨總經理黨劍在彼時統計，1993年初，全國具有期貨交易性質的交易所僅十來家，經各部門合各級政府批準開展商品期貨交易的商品交易所于1993年12月31日以前開業的有38家，共有會員2337家，代理客戶超過1萬戶，1993年全年交易總額已達710億元，日均交易額42億元。1994年1-4月，交易總額達3900億元，日均交易額為110億元。

　　在這些交易所名冊中，名頭響亮的包括如北京石油交易所、上海糧油交易所、上海建材交易所、海南中商期貨交易所等等。至1993年底，國內中等城市幾乎都擁有了自己割據一方的交易所。

　　目前演繹“三足鼎立”之勢的大連商品交易所就是在此間成立。初期，大商所理事長為姜麗華，但此后不久，便由朱玉辰掌舵。直至2006年8月，朱被任命為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總經理后，才南下上海。

　　然而，在此期間，無人監管、無序發展、無法可依的國內期貨市場似乎進入了一段一發不可收拾的“癲狂期”：交易所發展過快，交易品種嚴重重復；期貨經營機構運作不規范，管理混亂；盲目發展境外期貨；地下交易盛行，經濟糾紛和社會問題頻發。
 
首輪整頓：交易所驟減至15家
　　1993年11月4日，國務院正式下發77號文《國務院關于堅決制止期貨市場盲目發展的通知》，明確指出，我國期貨市場仍處于試點階段，確立了在期貨市場試點中，必須堅持“規范起步，加強立法，一切經過試驗和嚴格控制”的原則。

　　其后，作為新的期貨業監管機構，中國證監會又馬不停蹄地于次年3月30日上報貫徹文件的實施意見，并制定了一系列規范整頓的舉措。

　　首先，學習香港經驗，明確了證監會作為期貨業的統一監管機構，初步確立中國期貨市場監管的機構和框架。

　　其次，裁減試點交易所至15家。1994年10月，經國務院同意，證監會大刀闊斧地將當時全國約50家交易所一舉縮減至15家，其中，鄭州商品交易所、北京商品交易所、上海金屬交易所、海南中商期貨交易所、大連商品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屬聯合期貨交易所、蘇州商品交易所、重慶商品交易所、沈陽商品交易所、上海糧油商品交易所和廣東聯合期貨交易所等11家作為第一批試點期貨交易所。另外，天津聯合期貨交易所、上海商品交易所、成都聯合期貨交易所和長春聯合商品交易所等4家根據“統一機構、統一結算、統一財務”的原則分別由同一城市的幾家交易所合并組成。

　　其間的1996年6月，長春聯合商品交易所因交易混亂，在停業6個月之后被并入北京商品交易所而銷跡。由此，經過至1998年前的首輪整頓，國內期貨交易所其實僅剩下為數不多的14家。

　　最后，監管層還暫停了一些大宗品種上市資格，如鋼材、白糖、石油和菜籽油等。

　　對于上市品種的暫停交易，其實還與當時國家正著手治理通貨膨脹，控制物價的大背景息息相關。

　　3月18日，時任副總理的朱镕基又在國內貿易部部長陳邦柱上報國務院的文件中批示：“現在的‘中遠期合同交易’就是搞期貨交易，而不是批發市場交易，因此必須整頓�！�…對于國務院領導明確指示要暫停的品種，不許搞合同交易，即期貨交易。”

　　根據這些外界鮮見的歷史資料，當時主管經濟的國家領導層對于期貨市場交易的混亂局面，所秉持的“決不姑息”態度之強硬，由此可見一斑。

　　
   二度整頓：“三足鼎立”之勢終成
　　始于1998年的第二輪整頓，除了重新整合交易所外，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期貨公司實行重拳整飭。

　　中國期貨市場的發展，一個奇特而重要特點是，期貨經紀公司先于中國期貨市場起步。

　　原因在于早期的經紀公司均以代理國際期貨起家。例如20世紀90年代初，在期貨市場制定試點工作如火如荼推進過程中，香港、臺灣的部分不法商販依賴地域和語言優勢，利用改革開放政策在廣東等沿海城市成立了很多咨詢公司（后改為期貨經紀公司），大肆開展非法境外代理業務。

　　國內第一家正式意義上的期貨經紀公司是成立于1992年9月的廣東萬通期貨經紀公司。

　　3個月以后的12月28日，中國國際期貨經紀有限公司宣告建制，成為國內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貨經紀公司，其中田源（時任物資部對外經濟合作司司長）、盧建（時任國務院研究室工業交通司副司長）分任董事長、總裁，朱玉辰（時任商業部政策法規司調研處副處長、全國糧食批發市場管理辦公室主任）、張新華（曾任國務院研究室副處長、處長）等出任高級副總裁。

　　根據黨劍統計，至1993年底，各地批準成立的期貨公司已多達300余家，期貨兼營機構2000多個。

　　然而，在歷經首輪整頓之后，期貨市場連續幾年交易量出現萎縮，大部分品種基本沉寂，這令部分期貨交易所和期貨公司開始生存難以為繼。正在這一大背景下，期貨公司手續費降價大戰打響，兼營機構的非規范運作，再加上交易所重復開設品種重新抬頭……這些讓監管層再度祭起了整頓大旗。
 
1998年8月，國務院下達《關于進一步整頓和規范期貨市場的通知》，掀開了第二次行業制度結構大調整的帷幕。
　　首先，對現有的14家交易所進行撤并，合為上海、大連和鄭州三家。其中除了鄭州商品交易所和大連商品交易所延續原來的領導之外，上海期貨交易所則由當時的上海金屬交易所、上海糧油商品交易所和上海商品交易所合并而來，其理事長由原上海金屬交易所理事長周曉紅出任。

　　親歷這一過程的黨劍透露，由證監會期貨部主導的“14并3”的過程“非常復雜，其中的利益關系糾葛難清”。

　　黨透露，后來解決的一個路徑是，以證券牌照作為補償，即交易所關閉后，證監會同時給一個證券公司的營業牌照，“由于當時大家看到證券公司挺賺錢，而搞期貨卻無望的情況下，因此就接受了這一方案�！�

　　正是借助這一做法，當時成都聯合期貨交易所變成了天風證券，天津聯合期貨交易所則搖身一變成了一德證券，而北京商品交易所也成了首創證券。

　　對于此段直接影響中國期貨業發展的歷史鉤沉，黨劍認為，從利弊得失的權衡來看，監管層的做法基本正確。

　　“從后來的發展，包括群眾基礎、當地政府的支持、上市品種的歸屬等，三家交易所都各取所需，各有所長，如鄭州的糧棉糖、大連的油脂類及和進出口相關的品種，上海則是工業品，及今后的金融期貨�！秉h劍稱，“另外，按中國國情來觀察，保留三家交易所在當時也應該比較合適�！�

　　但當時的重典整治存在兩個問題：其一是作為政策主導型市場，或者政策調控力度比較大的市場，政府一定要有市場發展的長遠規劃，而不是在整頓和發展之間顧此失彼；其二，當時對市場規律性的認識有一些偏差，比如認為期貨市場對商品價格的上漲有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但是從現在來看，其實不然，彼時期貨其實成為了現貨價格上漲的替罪羊。

　　整頓的第二個方面是繼續縮減交易品種，由35個減至12個，保留了上海銅、鋁、天然橡膠、膠合板和秈米5個品種，鄭州綠豆、小麥、紅小豆、花生仁4個品種，大連大豆、豆粕和啤酒大麥3個品種。

　　最后是對期貨公司進行清理整頓，將其注冊資本最低標準提高至3000萬元，促進公司之間合并重組，并嚴控境外期貨。

　　隨后1999年，國務院先后頒行了《期貨交易管理暫行條例》、《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期貨經紀公司管理辦法》、《期貨經紀公司高級管理人員任職資格管理辦法》和《期貨業從業人員管理辦法》四個配套辦法，由此確立了我國期貨市場試點的基本法規體系，也標志著中國期貨市場試點結束了盲目發展期，而進入了法制階段。

　　此輪整頓過后，雖然期貨行業風氣一片肅然，但由于信心遭遇極大打擊，市場發展一時難以復蘇，猶如遭遇重疾后的病人，中國的期貨市場顯得積重難返，面臨的是連續數年的慘淡虧損經營。

　　此即常清眼中的“失去的十年”。

　　籌備股指期貨

　　2000年12月29日，作為期貨行業自律組織的中國期貨業協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一個由他律和自律相結合的完整的期貨市場監管體系終于基本成型。

　　其中，中國國際期貨董事長田源當選第一屆會長，常清、武小強、彭剛當選為副會長，彭剛則被聘為協會的秘書長。

　　此后的數年中，中國期貨業協會領導雖幾經更迭，會長先后由朱玉辰和劉志超繼任，但是其仍以一以貫之的“加強自律，輔助監管，保護競爭，防范風險，維護市場公平”為指導思想。

　　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期貨市場在經歷連續5年成交額和成交量負增長的情況下，2001年一舉扭轉了頹勢。統計數據顯示，2001年，國內整個期貨市場成交額和成交量分別達到了30145億元和12046萬張，同比分別實現了87.44％和120.59％的增幅。

　　但1995年國債期貨的暫停交易一直成為了證券期貨業內人士的心頭之痛。

　　“如果當初不關掉，那么經過十多年的發展，我們肯定已經積累起了豐富的運行經驗，但現在留下的卻是十多年的空白�！睍r任申銀證券總經理、目前專注于PE的闞治東對于往事，似乎有些不堪回首。

　　早在2005年，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就曾指出，“中國證監會將積極推進與資本市場穩步發展相關的基礎制度建設，適時推出股指期貨等金融衍生產品，為投資者提供風險管理的工具�！�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亦在此間緊鑼密鼓地推進金融衍生品的設計工作。同年6月15日，央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正式推行債券遠期交易，9月22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宣布實行結售匯綜合頭寸管理，所有的這些均被市場認為是對推出互換、期權、人民幣匯率期貨等金融衍生品交易工具所作出的鋪墊。

　　在金融期貨競備過程中，股指期貨也確定成為我國內地自1995年以后將首個推出的金融期貨。

　　隨后，2006年9月8日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在上海正式成立、2007年4月15日修訂后將金融期貨和期權納入交易范圍的《期貨交易管理條例》正式施行，以及緊接著《期貨交易所管理辦法》等四大配套辦法的陸續修訂和頒行，均為股指期貨的推出鋪平了道路。

　　但由于高層對于“3·27國債期貨事件”前車之鑒的憂慮，以及“高標準，穩起步”的要求，股指期貨的推出時間表一再延后，直至今日，股指期貨依然深居閨中。

　　對此，常清認為：“金融期貨未來非上市不可，只要中國搞改革開放，那么包括股指、利率、匯率期貨等都要進行期貨交易，通過這一手段來形成價格，這是一個規律，但具體落實到時間，只能取決于中國改革的進程�！�

　　“當前中國期貨市場發展中最大的問題是，如何能夠更好地去掉計劃經濟的思維，去掉長官意志，來按照客觀規律來辦事。這也是我們當前最主要的任務�！背Ｇ宸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