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溫家寶總理到北京兩所幼兒園就發展學前教育問題進行調研。他強調，發展學前教育必須實行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方針，對公辦與民辦學前教育要一視同仁。要增加政府投入，城市建設要為幼兒園留出空間，千方百計解決學前教育供不應求問題，通過立法把發展學前教育納入法制軌道。國務院昨日召開會議，就發展學前教育確定了“將學前教育經費列入各級財政預算”等五項政策措施。

    今年3月，國家《教育規劃綱要》第二輪征求意見時，在收集到的上萬條意見建議中，涉及學前教育領域的就最多。這有些出乎教育界人士的預料，甚至有人感慨，學前教育問題“一夜之間”變得突出，以至引起高層的接連關注。

    事實上，學前教育的問題并非“一夜之間”鑄成，而之所以有“一夜之間”之感，恰表明對這一領域長期缺乏關注。客觀上說，我國政府教育管理部門所關注的教育領域，一是高等教育（其中又以985高校、211院校為要），二是高中教育（各地政府都非常重視這一教育“出口”，斥資舉辦重點校、示范校，以期取得突出的高考升學率）。有意思的是，上述兩個領域都是非義務教育，而同樣作為非義務教育的學前教育，幾被遺忘——在一些地方教育管理部門，只有個別專職管理人員，而對于學前教育的撥款，更是少得可憐，在總教育經費支出中，學前教育所占比例只有1.3%左右。這樣的政府監管以及投入，如果不出現“入園難”、“入園貴”、“天價幼兒園”，倒是奇怪。

    令人遺憾的是，學前教育的問題，近一兩年來已經突顯，但仍舊沒有引起政府部門的足夠重視。根據我國教育部門統計的數據，2009年我國學前一年毛入學率只有74%，學前三年毛入學率50.9%，對于這一數據，教育部門不會不知道這是我國教育發展的嚴重“短板”。可是在面對公眾的強烈意見時，政府部門發展學前教育的思路還是很“保守”，在最終出臺的國家《教育規劃綱要》中，拒絕了公眾要求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的提議，仍舊堅持“到2020年，普及學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學前兩年教育，有條件的地區普及學前三年教育”的目標，只談普及，不談義務。

    在筆者看來，雖然《教育規劃綱要》明確了發展學前教育的措施，包括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參與、公辦民辦并舉的辦園體制等，但基于過去政府部門不關注學前教育的現實，依靠上述措施可能會一定程度解決入園難的問題（即普及問題），卻難以卸下家庭送孩子上幼兒園的沉重負擔，“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的情形可能持續相當長時間。

    對于將學前教育納入義務教育，根本的障礙不在于財力不夠，而在于對學前教育重要性的認識，以及各地政府的教育政績觀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