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起來，在這一事件中，陳穎純系咎由自取，得到這樣的處罰也理所應當。但網絡調查顯示，很多人對陳穎持同情態度，這不能不引發我們的思考：這是為什么？

仔細探究一下，對陳穎的處罰也并非表面所示那樣令人信服。這個事件，首先凸顯出我們研究生制度的一些缺陷。與假造學歷換取報考資格的行為相比，校方當年的失察責任恐怕更重。陳穎的偽造手法并不高明，然而校方居然毫無所察，這難道不正說明，校方在實際工作中，其實也并不是很重視錄取資格這一環節么？另外，按規定不具備考研資格的人，居然順利地通過了考試、學習、論文答辯等環節而取得學位，無非出于兩個原因：或者錄取、培養方式存在疏漏，或者考研資格的限定有些無稽，不管哪一種原因，對我們的研究生制度來說都不是佳音。母校在追究陳穎的同時，應該更多地追究自身的制度缺陷，毋貽國人以“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之譏。

12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周期，對一個青年來說，這12年正是其學習和工作的黃金年華，換句話說，通過這12年，他的學習能力、工作能力應該都已充分展現出來。既然校方和工作單位都不曾否定其能力，那么這個人現在應該算一個合格人才。然而事實卻是：撤銷其畢業證、碩士學位的連鎖反應是，他的工作也丟掉了。這一方面固然可以視為對其不誠信行為的懲罰，但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施行處罰一方的偏狹心態：與知識、能力相比，學歷、文憑被當成了更重要的評價指標。造假固然不對，那么“惟證書”論的思路就對么？

著名教育家、曾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劉道玉，已故著名歷史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周一良，這兩位先生在其自傳中，都坦承曾用假文憑進高中或大學，還曾替考或找人替考，循陳穎事件之例，這兩位的文憑、教授資格是不是也該撤銷，其一生的成就也該否定呢？有人會說，劉、周是名流，情形不同。對名流可以從寬，對陳穎為什么就不能給以更人性化的處理呢？

眾所周知，在陳穎就讀的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國推行的仍然是“一考定終身”的模式，他肄業于某所院校的經歷，會成為求學、求職路上一道難以擺脫的金箍咒。我們不贊成造假，但是更反對形式主義地片面夸大文憑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