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真人秀
來源：
時間：2008-03-09 20:34:56
而在《名人堂》，關鍵不是嘉賓有名，而是能否講故事，敢于表達觀點。“治大國若烹小鮮，”路彬彬說，“好的企業家有方法處理好企業和生活。”李亦菲、黃輝談“打工秘笈”，郭凡生、李國慶痛苦過年，溫州商人理財……成了百姓生活指南。但企業家不見得陪媒體玩。“他們嫌在《商務時間》說得少，嫌在《名人堂》我問得多。”路彬彬夠“八卦”了，仍有人說她太陽春白雪，應該貼近市民，多請些燕京、大寶的老總云云。
至于調性，“既然秀，那就秀得漂亮一點吧！”楊暉說，娛樂節目給企業家提了一個醒：什么樣的說話方式是合適的。“坦率地說，《波士堂》一定程度滿足了觀眾的獵奇，但讓企業家打開他的家門比打開他的心門更難，中國有多少偽談話啊……”她希望《波士堂》能為娛樂正名，讓更多人感受門道，在娛樂的“紅海”中開創出一片“藍海”。
過渡期節目
做了兩年主持，袁岳的造型和博客、街頭回頭率和生意機會都大為改觀。平時他跟老總說話是私下的，現在變成桌面上說，“開始時稍微有些抹不開面子”，但甲方乙方的關系并沒妨礙他把對方逼到死角。“我們可能不擅長電視主持技術，但是對于談的事很了解，沖突點完全是對話過程中產生的，這是財經業內人士來主持的一個好處。”
類似的“專業”主持人也有，像龍永圖、司馬南、孫洪剛等，在袁岳之后，據說嘗試的企業家不下十個，包括王冉、潘石屹、王石等，但效果不佳。今年4月，在“百人會”年會上，有人對袁岳說，美國也有不少企業家嘗試做電視，但真正成功的就是特朗普。
奇怪的是，國外就一個CNBC，財經脫口秀反而比較少，“我們的財經臺可能世界第一，充分體現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現在這些節目還稚嫩，袁岳說，這是個學習過程，企業家上兩三次就好了，而且他們做過上市路演，被包裝訓練過。電視也從當初的純粹宣傳發展到了尋道和談道的階段，以后會有更好的節目樣態。
這些年，路彬彬經歷了財經節目本身的嬗變。以前她在央視《商務俱樂部》做策劃，就請李肅、袁岳、王輝耀等做過話托，“當時對商人的理解就是留學背景，能侃……挖掘了多少主持人、談話嘉賓啊！”她還在河北臺弄過一檔談話節目，由呂麗萍主持，至于娛樂嘛——現場擺個酒吧，侍者是李琦。后來，路彬彬組織e-talking，開公關公司，想做的節目經三次方案調整，才有了今天的《名人堂》。
《商務時間》倒是個特例：既輕松又能主旋律。它把年度雇主評選變通為“我的雇主是老外/明星/女性”三期節目，平均收視率0.20。“兩會”女代表、企業家“五四”獎章獲得者曾是嘉賓。動漫產業那期獲官方表揚。配合全國助殘日、講殘疾人創業的“單翼天使”令人潸然淚下……它從《對話》、《贏在中國》、《絕對挑戰》等內部競爭中脫穎而出。
張曉陽說，“做《地球故事》有公益心，是百年大計，做《商務時間》更有社會責任，是現在計。”他把《幸存者》等版權引進國內，認為財經脫口秀有社會學價值，“商界也有超男超女，時代偶像應該有企業家的聲音。他們不僅品牌、報表公開化，生活、內心也要公開，如果他們的形象放大，對市場經濟是有好處的。”
但中國仍在轉型，《波士堂》們是過渡期的節目，既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企業家，“什么都不能過，因為他過不了。”楊暉說，“企業無法復制，但精神可以復制。”《波士堂》有個環節是請嘉賓說出自己的榜樣，而后者像喬布斯、韋爾奇、切•格瓦拉才是她理想的對象。
遺憾的是，中國的商界真人秀既不能真正高端，像比爾•莫耶斯在PBS主持“美國心靈：關于這個國家的對話”；也不能娛樂徹底，像《學徒》成了“國家影像日記”。企業家也都不是文化英雄，更不要說拍他們的“性•謊言•錄相帶”了。
娛樂至死
特朗普的哲學是：“所有人都渴望著富人和名人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電視的魅力如此動人，連理查德•布蘭森、唐納德•特朗普、瑪莎•斯圖爾特這么傳奇、有個性的企業家都投身其中——毋寧說，他們的現實生活和表演早就融為一體了。
由NBC制作、特朗普一手策劃的《學徒》（The Apprentice）是美國收視率最高的“商業幸存者”節目，特朗普對被淘汰者大吼“你被解雇了（You are fired）！”，早已成了流行語。特朗普之于《學徒》，有如“單身漢”節目之于約會，“美國偶像”之于唱歌。
《學徒》把娛樂精神發揮到極致，殘酷呈現了真實商業世界的游戲規則和人性。特朗普的哲學是：“所有人都渴望著富人和名人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有傳媒教授說，“如果美國的商業可以代表普遍意義的商業的話，那么《學徒》就是一部影像日記。”
對于央視《贏在中國》能那么主旋律，特朗普并不吃驚，《學徒》本來就是主流。對于有生意糾葛的羅康瑞，特朗普說，“抄襲是最好的贊美吧，我想。”有趣的是，在《創智贏家》，有人“看不慣中國電視界娛樂膚淺當道，想創辦自己的深度訪談欄目”。
但真論真人秀的話，沒人能比得上維珍CEO布蘭森了。他搞了《富貴險中求》（《Branson's Quest for the Best》的招聘節目（年薪百萬），讓參賽者坐上他的飛機和熱氣球，體驗他曾經的玩命項目。這一招可沒人能模仿得了。
也沒人比斯圖爾特的入獄、沉浮更像一樁商業行為藝術了。她因內幕交易、妨礙司法被判5個月監禁，2005年3月4日出獄，她似乎凱旋而歸，記者和新合約排著隊等她。瑪莎最難過的一天是卸任瑪莎•斯圖爾特公司董事長和CEO，但她復出后并不想奪回位子，“她現在有更好的工作，”新董事長說，就當她的瑪莎•斯圖爾特吧！”
電視成為一種新的宗教，“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美國傳播學家尼爾•波茲曼說，“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至于調性，“既然秀，那就秀得漂亮一點吧！”楊暉說，娛樂節目給企業家提了一個醒：什么樣的說話方式是合適的。“坦率地說，《波士堂》一定程度滿足了觀眾的獵奇，但讓企業家打開他的家門比打開他的心門更難，中國有多少偽談話啊……”她希望《波士堂》能為娛樂正名，讓更多人感受門道，在娛樂的“紅海”中開創出一片“藍海”。
過渡期節目
做了兩年主持，袁岳的造型和博客、街頭回頭率和生意機會都大為改觀。平時他跟老總說話是私下的，現在變成桌面上說，“開始時稍微有些抹不開面子”，但甲方乙方的關系并沒妨礙他把對方逼到死角。“我們可能不擅長電視主持技術，但是對于談的事很了解，沖突點完全是對話過程中產生的，這是財經業內人士來主持的一個好處。”
類似的“專業”主持人也有，像龍永圖、司馬南、孫洪剛等，在袁岳之后，據說嘗試的企業家不下十個，包括王冉、潘石屹、王石等，但效果不佳。今年4月，在“百人會”年會上，有人對袁岳說，美國也有不少企業家嘗試做電視，但真正成功的就是特朗普。
奇怪的是，國外就一個CNBC，財經脫口秀反而比較少，“我們的財經臺可能世界第一，充分體現了中國的經濟增長。”
現在這些節目還稚嫩，袁岳說，這是個學習過程，企業家上兩三次就好了，而且他們做過上市路演，被包裝訓練過。電視也從當初的純粹宣傳發展到了尋道和談道的階段，以后會有更好的節目樣態。
這些年，路彬彬經歷了財經節目本身的嬗變。以前她在央視《商務俱樂部》做策劃，就請李肅、袁岳、王輝耀等做過話托，“當時對商人的理解就是留學背景，能侃……挖掘了多少主持人、談話嘉賓啊！”她還在河北臺弄過一檔談話節目，由呂麗萍主持，至于娛樂嘛——現場擺個酒吧，侍者是李琦。后來，路彬彬組織e-talking，開公關公司，想做的節目經三次方案調整，才有了今天的《名人堂》。
《商務時間》倒是個特例：既輕松又能主旋律。它把年度雇主評選變通為“我的雇主是老外/明星/女性”三期節目，平均收視率0.20。“兩會”女代表、企業家“五四”獎章獲得者曾是嘉賓。動漫產業那期獲官方表揚。配合全國助殘日、講殘疾人創業的“單翼天使”令人潸然淚下……它從《對話》、《贏在中國》、《絕對挑戰》等內部競爭中脫穎而出。
張曉陽說，“做《地球故事》有公益心，是百年大計，做《商務時間》更有社會責任，是現在計。”他把《幸存者》等版權引進國內，認為財經脫口秀有社會學價值，“商界也有超男超女，時代偶像應該有企業家的聲音。他們不僅品牌、報表公開化，生活、內心也要公開，如果他們的形象放大，對市場經濟是有好處的。”
但中國仍在轉型，《波士堂》們是過渡期的節目，既不神化也不妖魔化企業家，“什么都不能過，因為他過不了。”楊暉說，“企業無法復制，但精神可以復制。”《波士堂》有個環節是請嘉賓說出自己的榜樣，而后者像喬布斯、韋爾奇、切•格瓦拉才是她理想的對象。
遺憾的是，中國的商界真人秀既不能真正高端，像比爾•莫耶斯在PBS主持“美國心靈：關于這個國家的對話”；也不能娛樂徹底，像《學徒》成了“國家影像日記”。企業家也都不是文化英雄，更不要說拍他們的“性•謊言•錄相帶”了。
娛樂至死
特朗普的哲學是：“所有人都渴望著富人和名人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時代。”
電視的魅力如此動人，連理查德•布蘭森、唐納德•特朗普、瑪莎•斯圖爾特這么傳奇、有個性的企業家都投身其中——毋寧說，他們的現實生活和表演早就融為一體了。
由NBC制作、特朗普一手策劃的《學徒》（The Apprentice）是美國收視率最高的“商業幸存者”節目，特朗普對被淘汰者大吼“你被解雇了（You are fired）！”，早已成了流行語。特朗普之于《學徒》，有如“單身漢”節目之于約會，“美國偶像”之于唱歌。
《學徒》把娛樂精神發揮到極致，殘酷呈現了真實商業世界的游戲規則和人性。特朗普的哲學是：“所有人都渴望著富人和名人的生活，這就是我們的時代。”有傳媒教授說，“如果美國的商業可以代表普遍意義的商業的話，那么《學徒》就是一部影像日記。”
對于央視《贏在中國》能那么主旋律，特朗普并不吃驚，《學徒》本來就是主流。對于有生意糾葛的羅康瑞，特朗普說，“抄襲是最好的贊美吧，我想。”有趣的是，在《創智贏家》，有人“看不慣中國電視界娛樂膚淺當道，想創辦自己的深度訪談欄目”。
但真論真人秀的話，沒人能比得上維珍CEO布蘭森了。他搞了《富貴險中求》（《Branson's Quest for the Best》的招聘節目（年薪百萬），讓參賽者坐上他的飛機和熱氣球，體驗他曾經的玩命項目。這一招可沒人能模仿得了。
也沒人比斯圖爾特的入獄、沉浮更像一樁商業行為藝術了。她因內幕交易、妨礙司法被判5個月監禁，2005年3月4日出獄，她似乎凱旋而歸，記者和新合約排著隊等她。瑪莎最難過的一天是卸任瑪莎•斯圖爾特公司董事長和CEO，但她復出后并不想奪回位子，“她現在有更好的工作，”新董事長說，就當她的瑪莎•斯圖爾特吧！”
電視成為一種新的宗教，“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美國傳播學家尼爾•波茲曼說，“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并成為一種文化精神……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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