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中國商業銀行的股東來說,他們有理由對于“旋轉門”的頻繁轉動感到擔憂
隨著各地方黨委換屆的相繼落幕,北京金融街各座大樓之間的“旋轉門”也開始轉動起來。6月20日,中國農業銀行已經在領導層小范圍內公布,原央行副行長項俊波調任農行行長,并將在股改后出任公司董事長,原行長楊明生轉任保監會副主席。而同日,中組部在光大集團宣布,中國銀監會副主席唐雙寧將接替王明權出任光大集團董事長、黨組書記,并擔任光大銀行董事長。此外,中國銀監會銀行監管三部主任徐風則將赴上海履行浦東發展銀行行長之職。有跡象表明,此番金融業的人事大洗牌將遠不止于此,看來到明年兩會召開之前這扇“旋轉門”還將繼續轉上一段時間。
今天是政府高官,明天就是銀行家;今天是監管者,明天就成為監管對象,這一進一出,正是“旋轉門”現象的生動寫照。其實這扇政商之間“旋轉門”并非中國特產,美國華爾街和華盛頓之間的“旋轉門”就一直都在旋轉。去年7月,華爾街著名投資銀行高盛公司董事長鮑爾森正式出任美國財政部長,而副國務卿佐利克則于此前三天離職加入高盛。然而,與美國不同的是,長期以來中國的國有商業銀行高層管理人員的選拔機制,基本上沒有走上市場,而是以干部官本位化方式進行。國有銀行既是企業、又是行政機關,還是事業單位。作為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事業單位,追求人事級別化;作為政府,高級管理人員追求行政級別最高化。即使在交行、建行、中行和工行這幾家國有商業銀行完成股份制上市之后,其董事長和行長仍非由董事會決定,而是由中組部任命和考核。在這種干部行政化體制下,國有銀行的高層管理者完全是企業經營者與政治家一體化,這種“官銀行家之痛”與“旋轉門”的頻頻轉動摻雜在一起,使原本清晰的商業銀行改革目標蒙上了一層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與上次(2000年)金融業的人事調整更側重于從商業銀行內部提拔干部不同的是,這次高層明顯加強了監管機構與商業銀行領導之間的交流任職。究其原因,首先是隨著國有商業銀行綜合改革的順利推進,高層對銀行業的注意力開始從加強銀行業風險控制、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機向控制信貸投放和貫徹宏觀調控要求上轉移,對于這點,在客觀上監管機構的領導比一直奔走于商業法則和贏利壓力上的商業銀行高管有著更切身的領會;同時,由于股改上市后各家商業銀行高管的薪酬水平有了實質性的提高,董事長、行長的年薪基本上都在百萬元人民幣以上,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強了這些職位的吸引力。
事實上,從世界范圍上看,人們對“旋轉門”的評價可謂是毀譽參半,支持的人認為“旋轉門”讓政、商、學等各界間的人才得以充分流動,使政府管治更具活力,而反對的人則堅持“旋轉門”將創造種種官商勾結的機會,敗壞吏治。當然,現階段金融企業中“黨管干部”的原則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可是對于中國商業銀行的股東來說,他們恐怕更有理由對于“旋轉門”的頻繁轉動感到擔憂。因為對以信貸作為主要贏利來源的中國商業銀行來說,這一輪的行業景氣尚未經歷一次完整的經濟周期的考驗,而董事長、行長的任期過短,不僅不能考察出他們真正的戰略眼光和管理水平,反而有可能助長他們的短期行為,為銀行未來的危機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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