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沃斯的中國圖謀

來源：時間：2008-03-20 15:10:16

　　在大眾層面，《財富》論壇、《福布斯》論壇的品牌影響要遠遠超過達沃斯，但這并不會讓世界經濟論壇有任何不安。“我們目標客戶很明確，就是政府部級以上領導和大型企業的CEO和董事長。我們只在精英層面上推廣，大眾層面的主動推廣根本沒有，也沒有用，做了或許反而會損害品牌。”
　　

　　在議題設置上，達沃斯年會試圖尋求一種平衡：政治和商業各占50％。達沃斯論壇的員工會不定期的到會員企業去，了解企業在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對什么話題感興趣。另外，論壇會通過世界各地的專家溝通交流，了解最新的研究運用到商業領域會帶來哪些變革。
　　達沃斯也遭遇“反全球化”的聲討。每年達沃斯論壇舉辦其間，蘇黎世都有反全球化游行。馬云第一次去達沃斯，甚至看到了碉堡、沙袋和機槍。“大廳里的企業家在臺上談希望全球化為人類做出貢獻，門外則對這些企業家破口大罵。”馬云一篇發表在《華爾街日報》上的文章中這樣寫到。
　　《金融時報》則有專欄文章對達沃斯批評道，“原本立意很高的討論常常退化成為陳詞濫調。坐在大廳后面花上幾個小時聽人們講‘經營全球風險的有效領導’——本年度達沃斯主題之一——你會睡著的。”
　　在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看來，達沃斯在全球化中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該機構創造了一個機會讓世界各國的政府、經濟和輿論界開展溝通的平臺。另一方面，該機構又充當了一個傳教士，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規則通過更委婉的渠道灌輸給其它國家的精英階層，使其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乃至認同、膜拜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規則，而這些規則又未必都是合理的。
　　論壇主席施瓦布是達沃斯論壇的真正推手，絕大多數與施瓦布有過接觸的人都把他稱作“有遠見的人”。5年前甚至更早，施瓦布就表現出對新興經濟體、新興產業和新興企業的關注。“我們認識到世界力量格局的變化。一是經濟力量由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二是地緣政治力量由西方向東方轉移；三是決定權由企業向終端消費者轉移。”施瓦布在一次公開演講時如是說，達沃斯的戰略重點也開始轉移。
　　中國正成為施瓦布的未來重點，對于達沃斯的中國圖謀，梅新育直言道，“作為一個社會機構，達沃斯要保持乃至提高自己的國際影響力，除了傳統的權力中心之外，還必須在崛起中的權力中心加強影響力；否則，隨著老權力中心在世界格局中所占份額下降，僅僅在老權力中心擁有影響的社會機構影響力也就將隨風而逝了。而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崛起中的權力中心。”
　　

　　重啟中國
　　
　　但是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之路并不順利。
　　1980年，施瓦布主動聯系到中國國家經委，希望能夠與中方合作，通過組織研討會的形式“給中外企業彼此了解的機會”。5月1日，時任國家經委主任的袁寶華率領國家經委代表團訪問歐洲時，在瑞士日內瓦歐洲管理論壇（世界經濟論壇的前身）總部與施瓦布面談時，有了合作的初步意向。1981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業管理協會（中國企業聯合會的前身）合辦的第一屆“企業管理國際研討會”（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前身）召開。
　　“施瓦布在1980年就看到了中國眾多人口形成的廣闊市場。”曾參加國家經委代表團的中國企業管理科學基金會副會長潘承烈對《中國企業家》回憶到這一點還是滿懷敬佩。“討論會能夠迅速成型，國家經委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協調作用。袁寶華當時兼任中國企業聯合會會長，所以最后確立由中國企業聯合會來代表中方合作。”潘曾擔任中國企業聯合會理事長，負責與達沃斯方面的合作超過10年。
　　在“中國企業高峰會”創立之初，雙方合作相當愉快。通過國家經委，每次峰會中國企聯都能夠保證有“中國領導人接見”和“部長級報告”，中外企業家可以在部長報告之后直接面對面向部長提問。在改革開放之初，這給對于政策難以把握的中外企業提供了非常好的機會。而世界經濟論壇也借助自己在發達國家的號召力，將外企引入中國。據介紹，西門子、大眾第一次進入中國，都是通過“中國企業高峰會”這一渠道。
　　但是，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不斷強化，“中國企業高峰會”的價值變得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聯的合作也摩擦頻繁。“最開始，雙方合作非常愉快，所有的合作都是在平等對話的基礎上進行。但是在換過幾次外方代表之后，外方代表態度越來越倨傲。”潘承烈告訴記者，雙方在財務方面的安排也產生了分歧。以前雙方的財務模式是，中外合作方各自邀請中外企業，在國外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中，前50家注冊費由中外雙方共有，50家之后中方可以獲得15％；國內企業的參會企業費用則全部由中方享有；論壇開支由外方負責。后來，外方不再把海外企業參會費用與中方共享，并要求中方分擔論壇開支。
　　1996年，施瓦布在瑞士見到中國大使吳建民時，提出“中國企業高峰會”能否更換一個中方合作伙伴。在提議被拒絕后，“中國企業高峰會”雖然仍舊每年照常舉辦，但是已經乏人經營、日趨沒落。
　　現在，當達沃斯要重新啟動中國，反思“中國企業高峰會”的經驗教訓相當重要。“總在一個城市舉辦，獲得的政府支持力度會越來越小。”世界經濟論壇中國經理馬德志這樣總結。這一點，潘承烈也有共鳴，“每年都開同樣的會，不可能部長每年都來，后來可能就是副部長或者其他官員了。”這正是夏季達沃斯在確定首屆論壇選擇大連之后，馬上公布下一屆將落地天津的初衷。
　　世界經濟論壇籌措夏季達沃斯時，沒有繼續選擇中國企聯，而是選擇與國家發改委合作。在夏季達沃斯的籌備中，國家發改委強有力的協調作用已經顯現無疑。“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注冊的是非盈利的基金會，但是在中國尚未有這種性質的組織，注冊成立辦公室非常麻煩。發改委出面協調民政部、外交部，為論壇單獨設立了一個國際社團組織的類別，方便我們注冊。”張勵向《中國企業家》透露，從達沃斯決定在中國召開夏季達沃斯論壇，到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在北京成立，不過不到一年的時間。而類似的國際機構在北京成立代表處的平均時間大約是3－4年。
　　2005年1月，中國常務副總理黃菊帶團參加達沃斯論壇時，施瓦布第一次提起了舉辦全球新領軍者年會的想法，得到了“非常好、對中國企業有很大幫助”的反饋。世界經濟論壇開始了向新興市場尤其是中國的“進攻”。在2006年達沃斯年會上，中國副總理曾培炎與施瓦布簽署諒解備忘錄，確定在中國舉辦第一屆“夏季達沃斯”。同年9月，參考奧委會選擇奧運會主辦城市的做法，通過投標的方式，世界經濟論壇選擇了大連作為舉辦城市。
　　“世界經濟論壇將有兩個支柱，一個是冬季達沃斯，一個是夏季達沃斯。”施瓦布在中國企業家俱樂部上如此表示，顯示出對夏季達沃斯的看重和倚賴。冬季達沃斯定位于世界1000強，全球新領軍者年會則定位于新興市場500強，商業議題與政治議題的比率則調整為7：3。
　　夏季達沃斯和冬季達沃斯相比，邀請企業的規模要小得多。年營業額達到1億美元，連續3年保持15％以上速度的增長，都在被邀請之列。預計參會的500家企業中，會有1/10來自中國。于江表示，“年營業額超過45億美元的，我們會直接邀請它參加冬季達沃斯。希望現在參加夏季達沃斯的新興企業，可以很快畢業，加入冬季達沃斯的俱樂部。” 截至記者發稿時，已經有100個《財富》500強公司的CEO注冊參加夏季達沃斯。“他們想了解中國，更想見見新興企業和挑戰者。這些人弄好了是合作伙伴，弄不好可能是致命的競爭對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