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車改是個讓人糾結的事情——就好像大家都不洗臉，臟也就臟了，忽然你拿毛巾認真抹了一把，問題反而出來了：有人說你鼻子沒干凈，有人說你耳朵還有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杭州車改”就陷入這樣一種境地。當事地方稱作“自討苦吃”，其艱難程度不亞于“壯士斷臂”。當然，效果也是可聞可見：從2009年起，杭州市開始了大規模的公車改革，下發了《關于杭州市市級機關公務用車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等7份車改文件，改革涉及100多個單位，分三批進行。經過兩年多時間，杭州市政府的公車數量減少了三分之二。

　　如果說這些繁文縟節尚不能令公眾服氣，那么，下面這組數據足以說明更多問題：杭州有關部門對車改前后財務開支進行的比較發現，第一批車改單位公車開支比車改前下降32%，第二批車改單位下降30%，兩年節約公務交通費用總計3442萬元。正如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博士張建中說：“要承認杭州車改并不完美，是一個折中方案，也是無奈之舉，但它至少是‘節能減排’和節約開支的。”如果我們從車改的幾個完美維度來看——解決公車腐敗、降低行政成本、確保行政效率——起碼“杭州模式”是有所裨益的。

　　問題是，為什么杭州車改“叫好不叫座”？個中緣由恐怕還在于以下幾方面：

　　一是“貨幣化”模型是最復雜、最敏感的一種范式，一旦車改選擇了這個模型，則意味著必然要接受更為嚴苛的監督。道理很簡單，因為公車上的腐敗，畢竟還是“車輪”上的事情，一旦貨幣化，則有了權力贖買的意味，操之不當，則可能令公權成為萬能的硬通貨。

　　二是，杭州車改雖然成效卓著，但是光有這“3442萬元”的成績單還是不夠的，如果離開一個“已經（起碼是近乎）無法再節約”的前提，則抽象的節省數字并不具備太大的喜感。沒有一個合理程度背景做比對，則很難論證改革成效的合理性與正義性。

　　三是杭州車改迄今尚屬“鳳毛麟角”，在一群臉蛋不甚干凈的面龐中間，就顯得更為“突出”，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在公車濫用不斷刺激民意底線的背景下，杭州車改承載了不能承受的那部分公共期待。

　　公車之弊路人皆知。有數據顯示，目前，黨政機關及行政事業單位公務用車總量為200多萬輛，每年公務用車消費支出1500億元～2000億元（尚不包括醫院、學校、國企、軍隊以及超編配車）。從1994年出臺《關于黨政機關汽車配備和使用管理的規定》算起，我國公車改革已歷經17個年頭，卻一直裹足不前、甚至泥沼深陷。有人說這是財政軟約束的問題，有人說這是“坐車的自己改自己”的問題，有人說這是外部監管不力的問題……問題有人提、方法沒人做，甚至某些車改，完全淪為“腐敗貨幣化”的漂白路徑。

　　杭州車改何以“叫好不叫座”？如果將背后的種種不堪與怨尤歸為一點，說到底還是民眾對混亂公務用車怨憤的結果。要紓解這個問題，不在于“個別探索”，唯一的辦法還是——“集體洗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