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業界不同專家的觀點往往構成不同的學說，甚或學派，這在科學史上也是一個司空見慣的現象，以至于科技飛速發展之今天，不同的學說和學派依然在同一科學領域引導并形成不同方向上的科學發明與技術成就。物理學是這樣，化學也是這樣，醫學就更是這樣。

　　新春伊始，在不久前出席第二屆著名中醫藥學家學術傳承高層論壇的全體老中醫公開發表“告全國青年中醫書”中，名老中醫們語重心長地指出：“經典是中醫的‘根’，歷代各家學說是中醫的‘本’，”由此可見，由歷代各家學說繼往開來、傳承創新而形成的學派研究作為中醫之“本”的重要作用和戰略地位。

　　回眸醫藥學之發展，公元17世紀正當中國的醫藥學家闡發“命門學說”之時或稍后，也正值牛頓的經典力學思想影響著歐洲整個科學發展的時候，西方醫學出現了著名的物理醫學流派、化學醫學流派，還有所謂的“活力”醫學流派。從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由物理派和化學派所組成的聯合陣營在與活力派的競爭角逐中，逐漸取得了絕對優勢，并形成西方醫學思想的主流。微觀分析方法與邏輯思維模式，成為西方醫學主要的科學方法論。除突出的外科成就外，德國醫學家魏爾嘯創立了現代細胞學；巴斯德和德國人庫赫在細菌方面的重要發現深化了西方醫學對感染性疾病的病理認識；1896年X光機被用于物理診斷學；加拿大的班亭于1921年發現并提取出動物胰島素；弗萊明于1928年發現青霉素等等。兩個世紀以來，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和生物數學的方法不斷地滲透到醫學診療技術之中，微觀定量分析與跨學科的交叉研究遂成為當代西醫藥學的主流

　　應該說，幾千年來中醫藥學遵循著相對獨立的體系發展傳承，學派研究是中醫藥學學術發展的核心內容，也是精華部分，就像熱愛京劇的票友，諳熟旦角的尚、梅、程、荀四大流派一般。實際上，中醫藥學之發展脈絡是基于中醫藥不同學派之濫觴。換而言之，中醫藥學派之間的傳承、創新、爭鳴、互補與流傳影響，構成了中醫藥學術發展的主旋律。

　　中醫學派較西醫學派而言較為彰顯并更具特色；學中醫的人至少對中醫的幾大流派，如傷寒學派、溫病學派、河間學派、易水學派、攻邪學派、本草學派以及中西醫匯通學派等耳熟能詳，如數家珍，這是《中醫各家學說》課程研究的主要內容。中醫學派具有繼承性、創新性、全面性、連續性和互補性的特點；中藥學也與西方的生藥學、天然產物化學有著明顯的區別。因此，中醫學派的研究對中醫藥學的突破與創新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和意義。中醫學派研究的方法論也會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整個科學學派的發展，促進世界文化多元化、促進跨學科發展與法則共建。筆者在主編的《中西比較醫藥學概論》中辟有專門一章探討中西醫學派的問題。

　　哲學與科學方法論是關于科學普遍規律的研究，涉及到東西方不同文化互通的范疇；

　　而科學中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則是學派研究中不可闕如的重要法則，中西醫學的學派研究亦復如是。

　　學科的交叉和滲透導致產生了許多重要的醫學發明，如上世紀初性激素的發現就是一個明顯的實例——這一發現不僅與當時人們對睪丸和卵巢的解剖知識與生理功能認識水平有關，還與甾體化學的建立和發展、有機物迅速檢測的方法緊密相連，更有賴于法國生理學家伯爾納1855年創用“內分泌”一詞、英國生理學家斯他林在1905年“激素”概念的提出。當然，許多科學家在學科交叉的問題上有著有趣的反應。如瑞典科學家諾貝爾晚年罹患心血管疾病，那時硝酸甘油已試用于臨床并被發現有效，他的私人醫生建議他服用。他本人并不相信這種與他所發明的TNT炸藥成分相近的化學品竟然會被用來治病，因而拒絕服用。由此看出，跨學科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見地。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現代科學中各個學科的發展無一例外地獲益于跨學科方法的應用——核磁共振不再是物理學的專屬，已早被廣泛地應用于疾病的診斷、藥物結構的測定等醫藥化工行業；X光晶體衍射也被運用于蛋白質多肽結構的分析鑒定；微生物的發酵技術被應用于當今的生物制藥領域等。無疑，中醫應該向西醫學習更多的跨學科發展的知識與經驗。

　　另外，醫學本身是不僅僅是生命科學之一，還是研究“人”的科學，其中就勢必包含著人文科學的重要內涵；從這一層面，中醫要比西醫表達得更加全面和確切。本著中醫藥學“身心一如”、“形神合一”的基本模式，深刻發掘和探討中醫學派中的“全面性”，也將是未來中醫研究的重要任務。

　　總之，中醫藥學從學派研究的角度，應該說對現代科學之發展具有一定的引領作用，并在科學方法論方面為科學多元化、醫學多元化、世界文化多元化帶來新的啟發；這是傳統的精神，也是傳統的魅力，更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激勵著全國新一代中醫進行開拓創新。中醫學派研究的重要內涵，勢必對中醫藥學自身的學術發展和中醫藥走向世界產生重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