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中醫《醫界春秋》雜志刊登了一封1933年行政院長汪精衛寫給立法院院長孫科的私人信函，信中談及有關《國醫條例》的問題。汪精衛說：“此事不但有關人民生命，亦有關國際體面，若授國醫以行政權力，恐非中國之福……今此案已送立法院，惟盼吾兄設法補救。”

此信一登，輿論嘩然。有人諷刺說：“國醫而能為國際體面而犧牲，則國醫實有大功于國際體面矣！中國積弱已非一日，國際體面不在賠款失地，而在國醫的存在與否？”到底事件源起如何呢？

國醫館參與管理起紛爭

《國醫條例》是中央國醫館草擬的中醫法規，希望通過立法來確定中醫的地位。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訴求是爭取中醫行政管理權，即汪精衛所說的“授國醫以行政權力”。

中央國醫館成立后，仍然將爭取行政管理權作為努力方向。根據《中央國醫館各省市國醫分館組織大綱》，全國各省市均得設立國醫分館和支館。不少地方的中醫界都積極籌備，很快形成了一個“中央國醫館-省市國醫分館-縣市國醫支館”的體系。甚至泰國、菲律賓、港澳地區乃至遠到美國舊金山的華僑中醫都組織了國醫分、支館，向中央國醫館備案。

這個體系能否成為國醫管理自己的機構？在成立之初，不少地方理解為可以。廣東一些縣市國醫分、支館就試圖直接參與地方醫藥管理。涉及醫藥行政事務的問題，在各地均有出現。由于涉及到具體利益，而且這些管理職能于法無據，就引起一些中醫團體抗議。如上海國醫學會向行政院上書抗議該地國醫分館“勒索”及“自稱行政機關”等。這些都迫切要求對國醫管理權的問題有一個明確說法。

爭取行政管理權受挫

自1930年公布《西醫條例》以來，有關中醫始終未有正式法規。1932年，中央國醫館函呈國民黨政府行政院，要求派員審定《國醫條例》而未有結果。次年6月，中央國醫館館長焦易堂聯合國民黨中央委員石瑛、葉楚愴、陳果夫、陳立夫、邵力子等29人，在國民黨召開第306次中央政治會議時提出了“制定國醫條例，責成中央國醫館管理國醫，以資整理而利民生案”，并附上所擬的《國醫條例原則草案》和《國醫條例草案》。

中央國醫館這一要求，立刻遭到西醫界群起而攻之。有人認為“國醫”這個名稱，并非不可成立，但“尚欲超出中央衛生行政機關范圍之外，自行管理國醫”，西醫團體紛紛上書指責其為“破壞衛生行政系統”之舉。這些意見還得到部分政界人物的支持。在會議上，議案就遭到時任行政院院長汪精衛等人的反對。汪精衛聲稱“國醫言陰陽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學上實無根據，至國藥全無分析，治病效能殊為渺茫”，主張“凡屬中醫不許執業，全國中藥店限令歇業”。雙方爭論激烈，最后會議議決將《國醫條例（草案）》送交教育、內政兩部審查。內、教兩部收到提案后，借口國醫館非行政機關，須由“充分具備現代醫藥學術設備的機關擔負整理中醫藥學術的任務”，以及“現在中醫中藥之管理，均已有法規分別頒布”等理由否決了該案，并將原案轉呈行政院。1933年6月27日，行政院舉行第112次會議，以國醫館為學術團體，不宜管理中醫，再次否決了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