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樣，國醫館爭取行政管理權的努力遭到重大挫折。

《國醫條例》變身《中醫條例》

中央國醫館仍寄望于《國醫條例（草案）》能在立法院通過，為中醫明確法律地位。焦易堂當時兼任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他利用這一有利身份，在開會討論前走訪各委員，解釋其中因由，使此案在法制委員會會議上獲通過。但在立法院的立法委員全體大會時，因分歧較大而未通過。在一次會上，雙方爭執不下，致令焦易堂聲稱要辭職，可見當時斗爭的激烈程度。

會內會外爭論的焦點除了中醫管理權，還有“國醫”這一名詞。當時反中醫的學者傅斯年曾說：“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信所謂中醫者，大致有幾個原因。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惜用的地方大錯了……我只提醒一句，其實醫學在現在并無所謂國界……我以為目下政府及社會上人應該積極注意此事，想法子不再為所謂‘國醫’丟國家民族的丑了！”

而焦易堂則這樣解釋：“‘國醫’這個名詞，在我們中國向來是沒有的。自從西洋的醫學傳到我們中國來，為要避免和西洋醫學混同起見，所以從主體上特別提出‘國醫’的名詞來。這好比我國的文字本來無稱為‘國文’的必要，因為同時發現了英文、德文、日文等不同的諸種文字，于是主體提出‘國文’一個名辭是覺得非常的必要。國醫的意義，亦就是這樣，切莫以為加上了一個國字，就是十足的代表狹隘的國家主義。”

但是，這樣的觀點終于未能為大多數人接受。汪精衛致信孫科正是在這一時候。幸好孫科對中醫較為客觀，在1933年12月15日在立法院召開的第三屆第43次會議上，作為妥協，《國醫條例（草案）》更名為《中醫條例》，將中醫的行政管理權隸屬于行政院下的內政部，這樣才獲得通過。

立法院通過的《中醫條例》卻遲遲未見行政院公布，汪精衛主導的行政院，以不作為來消極拖延。中醫界在1934年國民黨笫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舉行時發起游行請愿，亦無結果。

1934年底，中醫雜志忽然紛紛登載了一條新聞——“汪精衛現亦信仰國醫”。原來，這一年汪精衛的岳母患了阿米巴痢疾，西醫屢治無效，不得已延請著名中醫施今墨往診，當時西醫認為不可能用中藥治愈，但結果施今墨處方卻是“一劑知，二劑已”，兩日即治愈。汪精衛也不由信服，制送“美矣良醫”匾額感謝施今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