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大學生30年減半(3)

　　如今，這200名孩子的老師一共有7個每天他們都在各個年級連軸轉，一人身兼數個科目，“這實在太正常了”，老戴認為這簡直不值一提。

　　讓他最擔憂的是英語老師。前幾年，榮村村辦小學好不容易盼來了一個從肇慶師專畢業的年輕英語老師，“縣級師范來的，很不錯了，所以很搶手，只能幾個村"走教"。”

　　所謂“走教”，和孩子的“走讀”不是一個概念。意思是，由于附近兩三所村辦小學都只有這一名英語老師，所以她必須每天“走著上講堂”——剛在這個村上完課，就要馬不停蹄地往下一個村子趕。不過，雖然“搶手”，這名英語教師的工資和其他老師沒有什么差別，都是統一的標準，月薪1600元左右。“她雖然辛苦，但是別的老師一人教很多科目，也一樣辛苦。”老戴說。

　　近年來，雖然各級政府為解決農村師資短缺問題采取了一些措施，但由于城鄉之間的生活環境和辦學條件的差異、農村教育經費短缺、教師工資不能按時足額發放、交通不便等，眾多農村優秀教師流向城市的趨勢已屬不可逆轉。

　　像榮村這樣期盼多年才盼來一名英語教師的現象在農村相當普遍，大中專院校畢業生不愿到農村任教，即使來了也會迅速流失。據媒體報道，陜西省寶雞市某農村高中統計，近三年就有10多名優秀教師流向城市，但縣政府因財政不足，又拒絕大學生回縣工作，造成農村中小學教師的嚴重缺編。

　　去年12月25日，“南方網廣東發展論壇”出現的一組紫金縣舊塘小學岌岌可危的現狀的圖片，至今讓人印象深刻。全校21名小學生，只有一名已屆71歲的老教師。該校被冠以“廣東省最破爛學校”的響亮名號，雖然情況極端，但多少濃縮了廣東很多村辦小學的窘況。

　　除了師資，同樣不容樂觀的是學校的教學設施，“校舍可以，但是里面沒什么內容”。老戴坦言，村小學的孩子們從來不知電腦為何物，其他所有電教設備更是一應俱無，孩子們最熟悉也最永恒的，就是他們手里的舊課本。

　　“附近幾個村子都這樣，兒子說，讀上鎮初中后，終于知道電腦長什么樣。”老戴憨厚地笑笑。

　　誰把農村孩子們早早攔在了門外？

　　“到底是誰把農村的孩子早早地攔在大學門外？”多年從事高等教育研究的華南師范大學人才測評與考試研究所所長張敏強表示，他對這個問題早有研究。
1998年是高校擴招前最后一年，這一年張敏強正在擔任中山大學高教研究所的所長。“教育部組織我們開會，談高考改革。”沒想到，這成為他關注農村孩子上大學問題的起點。

　　“當時我和廣東省教育廳的一名領導上京，在恭王府閉門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張敏強回憶，時任教育部領導召集各地高教專家，研討英語高考是否要增加口語考查的問題。“教育部領導拍板，廣東有改革條件，先做試點。”

　　可是臺下的張敏強，心里卻暗暗打起鼓來。出生在農村的他，最先想到的是這個改革對農村孩子將產生的不利。“我心里最清楚，廣東的教育資源有多么的不平衡。不要說好的英語口語老師，就連優秀的英語老師都不容易找啊。連老師的老師都是中國人，各地都是客家英語、潮汕英語，對農村的孩子來說，考口語最先考的是當地師資的水平。”

　　與此同時，近幾年大量師資向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聚集效應”也讓他深感擔憂。“綜觀近幾年廣東的高考成績，過去曾經很優秀的廣東粵北山區如梅縣等地，現在也大不如以往了，主要就是因為師資流失。很多人說，粵北粵西等地區的中學就是珠三角的師資培訓地，一冒尖就往外跑。”

　　從上個世紀90年代初開始，廣東一直在推行標準化考試的高考改革。客觀地來看，在高考改革中確實有很多不利于農村學生的因素。“很多農村學校，連必要的實驗設備或電教設備都沒有，怎樣開展課程改革？農村學生從小生活在封閉的環境里，連閱讀材料和外界信息都沒多少，怎樣適應越來越講究考察綜合素質的高考？”

　　“又比如實行3+X，可是在很多農村的學校，實際狀況是連教授主要科目的老師數量都不夠，還怎么撥出老師來專門應付選擇"X"科的孩子？可以想象，如果一個班上只有一兩個孩子選考某個科目，那么學校一定會因為沒法配備老師而勸阻。”張敏強指出。

　　從那一年開始，張敏強敏銳地嗅到了高考改革對農村生源的不利影響。因此從北京開完會回到廣州，他馬上在中山大學開展了一項不完全調查——到底有多少大學生來自農村？

　　調查結果讓他大吃一驚。1998年中山大學招收的大學新生中，90%都是來自縣城或城市的學生。“和我讀大學的時候區別太大了”，上個世紀70年代讀大學的張敏強記得，當時班上像自己這樣的農村娃占70%~80%。

　　一晃10年過去，一直在高校工作的張敏強感覺到，雖然連年“擴招”，但不意味著農村學生在重點大學里有增加數量和比例的機會，“擴招對城市學生更有利，我沒感到農村來的孩子有增加。”

　　(責任編輯：杜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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