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大學生30年減半(4)
在廣東的重點高校里，目前來自農村的學生到底有多少？占多大比例？記者分別走訪了中山大學、華南師范大學、華南農業大學等高校。遺憾的是，各高校多年來都沒有專門做過相關統計。“從來沒有按照學生的來源做過分類，而且現在學生的戶口界定也比過去復雜，這項工作需要一定的人力和時間才能完成。”華南師范大學一名招生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我只能告訴你一個大的感覺，近幾年農村孩子的比例在數字上不會有很明顯的變化，如果和10年前相比，確實有一定的減少趨勢。華南農業大學曾經負責招生工作多年的鄧基澤老師認為，這主要是過去10年里農村和城市發展差距拉大的結果。
華南理工大學學生處的有關人士則表示，該校每年本科招生面向省內外達6300人，其中至少一半招收來自農村的孩子，從每年的貧困助學數據看，農村孩子進入重點高校人數逐年減少已經成為一種趨勢。
“如果廣東確實存在這樣的狀況，這將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議題。”廣東省社科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所長鄭梓楨坦言，目前廣東還未就此問題作出相關的調查研究。“如果有足夠的對比數字支撐，那么將是一個值得我們充分注意的問題。”他表示，按照人口百分比，目前我國城市和農村人口比例基本上對半分，“那么理論上高校里的農村大學生和城市大學生比例也應該達到1：1。”
從全國范圍來看，目前城鄉大學生的比例分別是82.3%和17.7%。而在上個世紀80年代，高校中農村生源還占30%以上。因此有專家認為，近年來農村孩子上大學的絕對人數沒有減少，甚至還有可能增加，但農村孩子在大學生源中的比例在明顯下降，與上個世紀80年代相比幾乎下降了近一半。
2006年1月，國家教育科學“十五”規劃課題“我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的研究”課題組發布了一項調查研究結果。研究表明，隨著學歷的增加，城鄉之間的差距逐漸拉大——在城市，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人口的比例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5倍、323倍。
課題組同時還對國家重點高校進行了調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范大學等國家重點大學，20世紀90年代以來招收的新學生中，農村學生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清華大學2000年農村學生的比例為17.6%，比1990年減少4.1個百分點；北京大學1999年農村學生比例為16.3%，比1991年減少2.5個百分點；而北京師范大學2002年的農村學生的比例為22.3%，比1990年減少了5.7個百分點。
差距是高中階段 機會不均等延續
與此同時，課題組對2003年唐山學院、華北煤炭醫學院、河北理工學院的高校在校生的調查表明，2003年，農村學生的比例占到63.3%，高于2001年這一比例7.9個百分點。這表明近年來，新增加的來自農村的大學生主要分布在非重點的地方院校。“瓶頸還是在高等教育前階段，尤其是高中階段。”張敏強認為。這一結論和相關調查不謀而合——按照教育部《2005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的數字，2005年全國高中階段教育在校學生4030.95萬人，按毛入學率52.7%計算，將有3500多萬初中生流入社會。其中，這些流失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農村初中生。
“初中升高中的升學率遠低于擴招之后的高考升學率。進入重點高中的競爭比考大學更為激烈。高中教育已成為影響獲得高等教育機會的最大瓶頸。”
張敏強指出，現實中存在的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差距，是整個教育體系結構性不均等的一部分，在相當程度上是高中階段機會不均等的一種積累和延續。
近幾年積極進行的教育改革，埋藏著不少不利于農村孩子的因素。“各地大力培養重點高中，大量的示范高中把生源集中起來，不斷加大城市高中的優勢。但是資源集中不意味著最大化，結果就是城市高中和農村高中教育資源的嚴重不平衡。”張敏強表示，可以算一筆很簡單的賬，把多年來給廣州一所省重點高中和一所縣城高中的投入平均分攤到每個學生頭上，“你就會發現可能是數十萬元和幾千元的對比”。
“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已經顯現出來了，無論是師資流動還是資源分享，廣東已經到了有條件也必須作出改變的時候。一方面是每年大量高校畢業生就業難，一方面是農村師資嚴重缺編。能不能把大城市和縣、鎮、村級學校教師的工資標準統一一下，讓教師像公務員那樣統一待遇？也可以像選拔公務員那樣選拔教師，抬高教師的從業門檻，從而使更多高素質人才充實到教師隊伍中去？”他指出。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教育上給予農村的傾斜政策確實不多。如果真的出現了這種現實狀況，那么我們是應該考慮作出一定的調整了。客觀來看，近年來城市的成長系統要比農村優越，如果確實存在教育資源分配不平衡，會與經濟發展產生惡性循環。”鄭梓楨指出。不過他也提出，也不應只把眼光盯在農村，在教育資源的分配上城市里也有“弱勢群體”，比如城市的貧困人口等。“如果非改不可，那么要照顧到社會的各個階層，找出目前教育政策下最不利的社會階層，找出主要矛盾，是對目前的教育政策作一定的調整還是根本性調整，這個課題非常復雜，需要謹慎對待。”
“不管如何，這個問題的提出還是有一定的意義。如果尋找積極而迅速的做法，提示我們目前至少能做一些事情，比如把以學位為主的教育資源均衡化，能否通過加強農民工教育培訓、職業培訓、剩余勞動力培訓等方法來補償農民缺失的大學階段教育？”他認為。
(責任編輯：杜嬋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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