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規劃師考試城市發展史講義(五)

　　1) 城市作為“人居環境”要求良好的外部自然條件

　　歷史發展到今天，城市的內容和形態千差萬別，我們已經不能用一個綜括所有事實的意義來說明“城市”，所以人們從各自的認識和需要出發，給城市下了許多定義。但無論如何，城市首先是一種居住形態大概是無可否認的。在《雅典憲章》認定的城市的四大功能中，居住是城市的第一活動，另外游憩與工作、交通一起，并列其中。我們不應忘記，城市的第一屬性是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人居環境”。

　　要想營造一個好的居住環境，首先要選擇一個好的地點。當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后，城址的選擇受政治、經濟、軍事及自然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但在最初的時候，自然環境是起決定作用的首要因素。溫和的氣候、肥沃的土壤、豐富的物產，以及良好的地形地貌和山川河流，是倍受關注的幾項主要條件。

　　2 )自然環境優越的古三河地區是中國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區

　　以所謂的三河地帶為中心的中原地區因此成為中國最早的城市密集地區[秦漢以前三河指河內(黃河以北的華北平原)、河東(今山西西南部)和河南(黃河以南的華北平原)]。從當前公認的我國城市的起源時期夏朝開始，古人就在這一帶建城設邑。

　　a. 夏代都城游移于伊、洛、河、濟地區

　　根據古籍記載和考古資料相互印證，可以認定，豫西的伊洛流域是夏族活動最主要的區域，如鯀的傳說，禹居陽城，啟有鈞臺之享，太康居斟尋，夏桀所居等。另外傳說中夏人活動的地區還有晉西南的所謂夏墟，如，禹都安邑，夏啟居西河，胤甲居西河，桀居安邑等;還有豫北晉東的河內地區，如，帝杼居原(今河南濟源)等;還有豫東魯西地區所謂濟水上中游一帶，如帝相居商丘，居帝丘(今濮陽)、居斟灌(有壽光說、淳于說、觀縣說等不同)，少康奔有虞(今虞城)等。

　　在這些地區內，夏的都城常有遷徙。遷徙是殷盤庚之前的常事，即所謂的“不常厥邑”。王國維說：“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1]。以此來說，夏都所遷，均不出伊、洛、河、濟地域。

　　至于遷都的原因，尚待逐一細考。夏王朝在諸侯林立之中建立了第一個統一政權，都城不穩或被奪取而被迫遷都是其一，另一個主要原因則是，在當時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要不斷尋求新的更為富庶的地區以求得供給，誠與商代都城一樣，是所謂“視民利用遷”。“所遷新地要與原地隔上一段距離，以保證其剝削來源不致落空。這應該是這一時期‘不常厥邑’的一個重要原因” [2]。 如果對那些被認為有可能是夏代城池遺址的地望作一觀察的話，即可發現它們自然條件的良好。比如河南鞏縣西北稍柴村的“夏都”遺址，可能是太康所建，背靠嵩山面臨兩河，處于伊河與塢羅河交匯的三角洲地帶，地勢較高而平坦，山水相連，適于發展農業生產。少康之子帝杼所都之“原”，整個遺址坐落在太行山與蟒河之間的廣闊平原上。《水經注》卷二二談到禹都陽城的地望時說：“穎水又東，五渡水注之，……東南流入穎水，穎水逕其縣故城南。昔舜禪禹，禹避商鈞，伯益避啟，并于此也。……縣南對萁山。”

　　b. 自然環境是商代都城頻繁遷徙的重要考慮因素

　　商代都城在歷史上的遷徙不定人盡皆知，向有“前八后五”之說。“前八”是指契至成湯的“先公”時代的八次遷徙，王國維認為這八遷是[3]：契自亳居蕃，一遷;昭明居砥石，二遷;昭明又遷商，三遷;相土東遷泰山下，四遷;相土復歸商丘，五遷;殷侯(上甲微)遷于殷，六遷;殷侯復歸商丘，七遷;湯始居亳，八遷。基本是在今天的商丘和安陽一帶。成湯立商后的“先王”時代的五遷，史載不同，古本《竹書紀年》記分別為仲丁遷囂，河旦甲遷相，祖乙遷庇，南庚遷奄，般庚遷殷。《尚書序》和《殷本紀》記祖乙所遷分別為耿和邢，無載南庚遷奄，其余相同。

　　如此頻繁遷都的原因，歷來說法紛紜，概況起來有五：一是“去奢行儉”說，漢儒即成此說;二是顧頡剛等主的水災說;三是郭沫若的游牧游農和傅筑夫的游農說;四是郭沫若的階級斗爭說;五是比九世亂和“恪謹天命”說。對于這些見解，需要采取辯證的態度，不能認為誰掌握了“絕對真理”，因為它們可能都說出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這些原因可以歸納為主觀和客觀兩大類，正是由于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主客觀因素的共同作用決定了每一次遷徙活動。

　　客觀原因中，無論避災說也好，游牧游農說也罷，都是要尋求更好的自然環境以利生存。起碼盤庚遷殷顯然是由于新都更有利于農事。這里是中原地區的偏北部，西有太行屏障，東有黃河天險，南面和北面是起伏的小丘陵和廣闊的平原，四周地勢平坦，洹水橫貫其間，水深土厚。在舊都土地使用較久，轉為瘠薄后，于是輾轉遷居于此。《尚書·盤庚篇》中記有這次遷都，古史簡樸，不過些許端倪還是流露在字里行間中。隨后，商王朝在此相對穩定達273年。

　　3) 富庶的關中地區是中國古代城市建設的又一個重心地區

　　周代商后，退還關中營建基業，除卻故地人和及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使然外，優越的自然條件也是決定因素。《詩·大雅·綿》曰：“周原朊朊，堇荼如飴”，關中的膏腴沃壤養育壯大了周人，而此時中原三河地帶在原始落后的生產方式作用下，土地使用過度而日見衰竭，已不堪負載集中稠密的人口，從而使中國古代城市建設的重心歷史性地轉移到了關中地區。從豐、鎬二京到秦咸陽、漢長安，這里差不多是唯一適于建都的所在。我們可以從劉邦的謀臣婁敬、張良力諫建都關中的說辭中，可以從張衡、班固、杜篤等人的歌賦中，從《漢書·地理志》等記載的描述中，從“天府”、“陸海”的稱謂中，想見這里的富饒。既有稻、梨、粟、桑、麻、箭竹，也有金銀銅鐵、玉石、豫章、檀柘等珍奇物品。

　　依托著富饒的區域自然條件，圍繞著都城發展起了城市群。漢代在長安周圍奉行陵邑制，即在每個皇帝陵園附近建一座陵邑，內有護陵的官員、衛隊、宮女，特別還有從外地遷來的豪富，《太平寰宇記》卷二六說：“漢初徙關東豪杰以奉陵邑，長陵、茂陵各萬戶，其余五陵各五千戶”。這樣每個陵邑實際上就形成了一個數萬人的繁華城鎮。漢初這樣的陵邑共七座，它們不隸于郡，直屬太常。漢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諸陵邑分屬三輔。

　　秦咸陽的建設也有“城市群”的意味，南朝建康是繼秦咸陽和漢長安以后的又一個城市群。

　　4 ) 春秋戰國城市選址的環境意識

　　春秋戰國是中國古代少有的城市自由發展時期，積累了豐富的城市建設經驗，產生了初步的城市規劃理論，包括對城市選址有了科學的認識。

　　今天我們比較熟悉的是《管子》中的許多論述，比如《乘馬篇》中的“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勿近旱而用水足，下勿近水而溝防省……”。

　　《度地篇》中的“故圣人之處國者，必于不傾之地，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內為落渠之瀉，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六畜。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義。……此所謂因天之固，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外為之廓，廓外為之土閬。地高則溝之，下則堤之，名之曰金城。”

　　《度地篇》還進一步明確了防災意識，提出要避免“五害”，即水、旱、風霧電霜、厲及蟲，并以治水為首要。這些都是建設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使人民居家和樂所必不可少的，即所謂“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患害而孝慈焉”。

　　在實際中，也可看到很多城址條件直接影響城市發展的例子，甚至對城市的風俗習氣都有作用。

　　齊國臨淄舊為商代夷族薄姑氏故地，帶山披海，自然條件優越。城池建在地勢較高的臨淄河沖積扇形地面的前緣，城北是黃河三角洲的南端，那里水草豐美，是天然的牧場，城東北是萊州灣，多產魚鹽，城南山區礦藏豐富。臨淄自姜尚營建開始，歷西周、春秋、戰國三個時期，到公元前221年為秦所滅為止，共830年之久，城市發展極其繁榮，號稱“冠帶衣履天下”[4]。

　　至于說自然環境影響到習俗則典型如邯鄲。趙國和宋、中山等國一樣，以土地瘠薄聞名，邯鄲雖然也是戰國時有名的大都會，但它發展的基礎不是物產，而是優越的交通條件。土薄民貧，以至于“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美物，為倡優。女子彈弦玷屣，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5]。

　　5 ) “山水相連，封閉內向”是中國古代城市理想的外部環境模式

　　總之，古代城市作為人類開始聚居之所，總在尋求最好的自然環境，以盡可能取得食物的豐足，居住的安全與舒適，及營造工作的便捷。再具體分析一下各類城市周圍環境的特征，便可發現多為山水護衛，構成相對封閉的環境單元。城池負陰抱陽，坐落其中。這樣的環境單元隨城市等級規模的不同而大小不一，或著眼于區域乃至全國的大環境，或僅限于目力所致。

　如《戰國策·魏策一》記吳起對魏武侯說：“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

　　商都殷墟的形勢，吳起說：“殷紂之國，左孟門，右漳、釜，前帶河，后被山，……”

　　周人一向注重擇地，《詩·大雅·公劉》就記載了周的祖先公劉率族人遷居到豳(bin,今陜西彬縣、旬邑縣一帶)，選擇水源充足的肥美平原、適于建筑的向陽高地，安營扎寨，拓田種地。武王克商返回鎬京后，決定營建洛邑成周，《逸周書·度邑篇》記載了他對周公談及洛邑周圍的山水形勢：“自洛汭延于伊汭(rui，河流匯合或彎曲的地方)，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山名)，北望岳鄙(太行山)，顧瞻有河(黃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以為適宜建都。

　　翻開眾多的地方志，往往可以看到城市處于山水環抱之中的格局描述，這便是中國風水思想中理想的“風水寶地”，對它的追求貫穿于中國古代人居環境建設的始終，大到城市，小到村鎮，再到一房一屋，無不如此。東漢仲長統《樂志論》云：“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筑前，果園樹后”[6]，最早表述了中國文人士夫心中向往的居家環境，具有廣泛的代表性。

　　6) 自然環境陶冶影響深遠

　　依山而傍水，內向而自在，富裕而悠閑，是中國古代人居環境的理想模式。這樣的環境影響到中國人對城市、建筑、園林的基本意識與具體的處理方式，影響到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思想、藝術等各個方面，陶冶出中國人特有的對自然的親近和認同，構成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征。

　　2.城市形態

　　張衡《西京賦》謂漢長安規劃“覽秦制，跨周法”。

　　先修宮城，后修城墻。歷漢高祖、漢惠帝、漢武帝三代，才初具規模。

　　不規則正方形，缺西北角。俗稱“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或稱漢長安城為“斗城”。

　　形態成因的兩種說法：主觀說;客觀說。

　　楊寬對漢長安的獨特看法：西城東郭。

　　3.宮殿

　　——長樂宮。原秦的興樂宮，位于城的東南。

　　——未央宮。位于城的西南，漢高祖劉邦七年(公元前200年)由蕭何監修。

　　——建章宮。

　　——桂宮。

　　——北宮。

　　——明光宮。

　　宮殿分布在城的南部和中部，其面積約占全城的二分之一以上。

　　4.園林

　　——昆明池。長安城西南，周圍四十里。開鑿于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它的開鑿與長安城的用水有關。池水源于汶水，再建渠道引池水入宮區和城內。

　　——太液池。在建章宮、未央宮西南。史書載，太液池周圍十傾。中起三山，象瀛洲、蓬萊、方丈。

　　——上林苑。皇家禁苑。原為秦舊苑，漢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開。方三百四十里，今藍田以西，周至、戶縣以東，渭河以南，秦嶺以北大致都屬于它的范圍。“離宮七十所，皆容千騎萬乘。”“苑中養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苑中有各地官員獻的名果異卉三千余種。

　　5.街道與住區

　　史書記載，長安城有“八街九陌”。華陽街。章臺街。藁街。香室街。夕陽街。尚冠街。熾盛街。太常街。

　　史書記載，漢長安城有閭里160處。“室居櫛比，門巷修直。”多位于城的北部和東北部靠近宣平門附近，也有住在城外靠城門附近的地方。漢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長安有戶八萬八百，人口二十四萬六千二百。加上皇族、士兵、流動人口，約五十萬左右。

　　6. 市肆

　　陳直《三輔黃圖校正》：“長安有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致九州之人在突門。夾橫橋大道，市樓皆重屋。”班固《西都賦》：“九市開場，貨別隧列，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云相連。”九市今可考者有：柳市、東市、西市、直市、交門市、孝里市、交道亭市七市之名。

　　7.陵邑

　　陵邑——漢代新建制。原為守奉山園陵寢而設。后因人口眾多，工商業也很發達，已經演變為經濟實體，故元帝時改為三輔地方行政建制。終西漢之世，長安近郊共置七個陵邑：長陵;杜陵;霸陵;平陵;

　　安陵;茂陵;陽陵。杜、霸二陵在渭南，其余五陵在渭南。故《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獨特的“衛星城”。《史記·貨殖列傳》：“長安諸陵，四方輻輳并至而會，地小人眾，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說明工商業發達。“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8.政治、經濟、社會、文化

　　8.1.大一統帝國的政治中心

　　8.2.經濟

　　手工業：建筑業、絲織業、造船業。

　　全國的商業中心。西漢的六大商業都市：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

　　長安是全國物流的中樞，特別是它控制著西北、巴蜀兩大地區的貿易。大小商賈主要在東西市交易，尤以西市為勝。

　　8.3.文化

　　1)圖書的搶救、收藏、整理工作

　　“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是一次避免焚書的文化遺產搶救。劉盈即位，惠帝四年三月，詔“除挾書律”，即廢除了秦朝不準民間藏書的禁令。

　　2)人物：

　　經濟學家、政治家董仲舒;歷史學家司馬遷;文學家司馬相如;軍事家衛青、霍去病;天文學家唐都、落下閔;農學家趙過;外交家張騫;音樂家李延年

　　3)學校：長安的學校有官學，稱太學，創立于漢武帝劉徹。歷經百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