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為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A縣從2011年5月到6月開展了為期一個月的嚴厲打擊餐飲消費環節非法添加和濫用食品添加劑專項整治行動，重點加強對餐飲業及學校、機關食堂等集體餐飲經營單位采購和使用食品添加劑的監督檢查，嚴厲查處使用不合格和非食品添加劑、不合理使用添加劑等行為，取得了良好成效。

為給專項整治行動營造深厚的氛圍，全縣上下深入開展了食品安全知識宣傳教育，廣泛宣傳食品安全法律法規，及時向社會發布衛生部等9部門聯合公告和吊白塊、蘇丹紅等47種食品中可能違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質名單及著色劑、防腐劑等可能濫用的22種食品添加劑名單，積極引導餐飲服務企業合法誠信經營，與其簽定食品安全承諾書和規范添加劑使用承諾書，并要求火鍋店公示本店火鍋配方；在各餐飲經營單位張貼規范食品添加劑生產經營使用公告和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職能部門的投訴舉報電話，同時向經營者講解食品安全知識，讓每個經營者、消費者都了解和掌握非食用物質和易濫用的食品添加劑品種及其對健康的危害，提高經營者的責任意識和消費者的自我保護意識。各餐飲經營單位對照要求，進行自查自糾。

在此次專項整治行動中，對全縣范圍內170余家餐飲經營單位的餐廳、廚房、食品庫房等進行了仔細檢查，看食品添加劑的使用是否規范，是否存在食品調味料中添加罌粟殼、罌粟粉、工業石蠟等非食用物質違法行為，共出動執法人員45人次、執法車輛20臺次，清理備案食品添加劑16種，立案1件，結案1件，罰沒款0.6萬元，有效地促進了全縣餐飲業的健康發展。

6.縱觀當前影響食品安全水平的因素，除了產業發展水平等深層次矛盾的制約，我國食品安全風險管理理念、質量標準、檢驗檢測裝備以及監管隊伍能力等科技層面，都還存在薄弱環節。

現代政府監管制度的經濟合法性是收益大于成本，要實現食品安全監管效率最大化，必須以危險性分析為基礎，明確管理重點，把管理資源配置在高風險環節。風險監測的目的就是掌握食品安全的全面狀況，以便有針對性地進行監管，并將監管與風險評估的結果作為食品安全標準、確定檢查對象和頻次的科學依據。例如歐美日等國對食品發酵用菌種的管理、審批非常嚴格，對菌種的使用歷史、分類鑒定、耐藥性、遺傳穩定性、有效性都有明確的要求和數據庫；此外，發達國家對新技術、新工藝、新資源加工食品的安全性評價也高度重視。然而，當前我國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和評估制度剛剛建立，還遠待完善，例如沙門氏菌等重要致病菌的系統監測與評價資料缺乏，針對污染物的關鍵檢測技術與設備落后，對化學性和生物性危害的危險性評估技術尚未廣泛采用，農藥、保健食品原料等新產品安全性評估缺乏。食品安全標準是為了確保食品安全，對食品生產經營過程中影響食品安全的各種因素及各關鍵環節所規定的統一技術要求。然而，我國食品安全領域有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產品質量標準和有關食品行業標準中強制執行的部分，但至今仍沒有統一、完整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有的食品標準間還存在交叉、重復、缺失、標齡長等問題。這既讓守法企業茫然無措，又使一些不法企業鉆了空子。例如我國現有農藥殘留限量僅800多項，而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有3300多項，歐盟有14.5萬項，日本有5萬多項。又如在2007年“多寶魚”事件中，上海市食品監管部門根據地方標準對多寶魚樣本進行了殘留藥物檢測，結果共有7種超標藥物，而海洋漁業部門參照農業部標準進行檢測，結果卻全部合格。

食品檢驗檢測是對食品實施安全監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對食品原料加工過程進行質量安全控制的重要措施。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食品檢驗機構設置分散，具體有質監部門批準設立的產品質量檢驗機構、衛生部門考核合格的疾控系統衛生檢驗機構、食藥部門考核合格的藥品檢驗機構、農業部門考核合格的農產品檢驗機構以及商務部、科技部、國家糧食局、標準委等部門考核合格的檢驗機構。分散化的機構設置無法集中力量，監管技術支撐部門的檢驗檢測水平不高。如圣元奶粉“激素門”風波中，全國只有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家機構有資質檢測雌激素和孕激素含量�，F實中，一線執法人員大多通過查看產品包裝，核對質量保質期，查驗進貨發票等方法進行監管，這種“一看、二摸、三聞”的土辦法根本無法判斷食品是添加劑濫用、重金屬超標還是細菌含量過多。此外，我國40%的中小食品生產企業不具備相應的檢測技術；60%的農業專業合作組織也不具備農產品農藥殘留的檢測技術手段。

監管執法專業化是現代監管機構的重要特征，如美國食品藥物監管局（FDA）雇傭了數以千計的醫學、化學和營養工程學博士作為支撐，還擁有數以萬計的執法人員巡視于田間工廠。相比較而言，我國食品監管部門的隊伍能力尚顯不足。長期以來，我國的農業和食品工業主要是圍繞如何增產，也就是“吃得飽”進行的，因此我們在農業增產方面的技術世界一流。但是，在食品質量方面的技術卻比較落后，當前基層食品安全監管隊伍人員少、裝備差、水平低，執法辦案和監管基礎能力建設經費投入不足，這一現象在中西部地區表現得尤為嚴重，不利于監管政策的有效執行。“瘦肉精”問題長期未能徹底根除就與檢測成本過高有關，以鹽酸克倫特羅檢測為例，一次快速檢測一頭生豬尿樣需15~20元，儀器確證檢測一份樣品需500~1000元，基層要開展從養殖到收購、販運和屠宰各環節檢測，而檢測費用不得向生產經營者收取，現有經費投入明顯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