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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危機時期的政府救市，就經濟學的意義而言，是指在“國家干預”的框架下，政府對經濟進行更多介入。在金融危機沖擊下的政府介入，需要有擴張性的調控。

    我國啟動了積極的財政政策，來配合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作總量擴張，并注重結構優化。就“國家干預”的調控中財政、貨幣兩大政策的搭配類型而言，這是一種“雙松”的搭配。這種擴張性調控的目的其實很清晰，就是為了提升景氣、改善預期，為下滑的總體經濟運行增溫供暖，對企業起到抗寒作用。這在當下是十分必要的。同時，這種國家干預、政府介入，顯然不應該也不可能顛覆市場原則，而是要貫徹“補充市場”的原則。

    在現實生活中，與“市場失靈”相對應的，還存在著“政府失靈”。我們要理性考慮政府的介入，要制定合理的方案和得當的具體政策措施，防止“政府萬能”的幻覺。這種“政府萬能”的幻覺在政策擴張期和加大政府干預的操作環境里，是非常容易產生的。而且，坦率地說，在具體管理部門的政策實踐方面，又往往容易走偏。經濟出現危機的時候，當然要充分發揮政策的調控作用，政府應當有所作為。但是，不能把這理解為政府什么都可以去直接調控一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去審批一番。

    在具體的實踐上，可以舉兩個例子從正反兩方面得到啟發，來認識在這一輪政策調控中，應怎樣注意符合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使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機制，同時適當加大政府介入的力度，注意采用合理的介入方式。

    2008年初，西部一個省會城市的管理部門提出要把這個城市的牛肉面控制在2.5元一碗的價位上，而不許增加一分錢。輿論報道后，出現了很多批評意見。而當地的物價部門非常委屈，說我們這里的老百姓有習慣早上到街上吃一碗牛肉面，中午又是一碗牛肉面，晚上可能還是一碗牛肉面。這么重要的關系民生的事情，我們不管好怎么行？但如果真的把這樣的具體管理方式操作下去，一定會變形。因為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所有的原材料、燃料、用工成本等都在上升的情況下，只控制產品終端售價，只會迫使生產者缺斤短兩，以次充好，降低商品的品質。

    怎么正確解決這個問題？有一個正面的例子。在西北某地，當地老百姓習慣吃米粉。當地的物價部門也認為需要介入這個事情。于是，通過調查，政府方面公布了一碗標準量米粉的成本構成信息。信息公布后，促進了生產方和消費方信息對稱性的提高，消費者可以通過“用腳投票”來選擇其提供者。這樣，就促進了各個米粉生產者之間的良性競爭，達到了很好效果。以上兩個例子的對比可以告訴我們：政府調控的政策理性應以市場為前提。

    另外，從政府必要的審批來看，也存在一個體制演變過程中怎樣漸進地減少遺留下來的計劃經濟色彩，從而進入越來越合乎市場經濟內在規律的新體制狀態的問題。在不同階段，審批的力度和方式應當有調整，發展方向是應減少審批。這不是意味著現在對于4萬億元的項目不審批，但是也絕不意味著把這種審批長期化、萬能化。有關部門采取審批權適當下放的新舉措、新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應當指出，在有些政府管理部門和官員的意識中，自然而然地出現了一種舊意識復歸的現象。前不久筆者參加一個座談會，會上不少企業界的人士反映，原來在環衛、市政這樣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設施的項目上，政府方面已明確承諾，歡迎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進入。但隨著一系列擴張性政策的公布，環衛、市政管理部門的領導很快對他們說：你們不用再參加了。我覺得這是把政府投資的“擴張效應”直接變為對民間資本的“擠出效應”，與宏觀調控的初衷背道而馳。這種情況反映出我們有些政府官員又回到原來的思維定式，并沒有真正消除計劃經濟的認識誤區。

    所以，筆者覺得面對金融危機的沖擊，在政策調控、擴張操作這樣的背景之下，有必要提醒方方面面，特別是政府管理部門，應該注意到我們現在政策里面可稱為靈魂的內容，就是積極通過政府的擴張來拉動社會資金、民間資本跟進，應該努力拉動更多的非政府資金參與調控過程。這是政府使用資金爭取放大效應、乘數效應的一個正確思路。我們的短期調控一定要和長期的深化改革、轉變機制緊密結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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