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工資集體協商，目前有關方面確實存在著不同程度的誤解，影響著這項活動的深入開展，主要表現是：一些人認為現在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結束，不少企業處于經營困難時期，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不利于企業走出困境；一些老板認為企業是我的，給工人多少工資當然應當我說了算；一些企業認為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勢必增加經營成本于企業發展不利。

消除這些誤解，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的需要，也是促進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對這些誤解進行剖析，使工資集體協商回歸理性，步入坦途。

在國際金融危機大潮蔓延至我國初期時，一些地方就提出停止實施勞動合同法的請求，以為減少對勞動者合法權益保護，就能夠使企業贏得走出困局的空間。這種思維對于企業擺脫金融危機影響無異于飲鴆止渴，因為其無視廣大勞動者與企業是利益共同體的一面，在危機面前，絕大多數勞動者與企業有患難與共、共克時艱的強烈愿望，是受影響企業走出困局的依靠力量與決定力量。而意圖以犧牲勞動者合法權益換取企業生機的愿望，恰恰抹殺了勞動者的積極性，其結果必然是與追求目的南轅北轍，使陷入困局的企業遭遇雪上加霜之苦。

推動工資集體協商是構建和諧勞動關系促進社會和諧的需要，也是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是大勢所趨，而一些人還沒有從錯誤的思維中解脫出來，認為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影響下，不宜大力推動工資集體協商。

其實進行工資集體協商，并不會出現勞動者方不顧企業實際情況，一味爭取高額勞動報酬的情況，且不論在資強勞弱的大環境下其沒有這方面的能力，就是其力量增強至能夠與企業大致平衡的程度，勞動者方也絕對不會將企業逼到死角，畢竟只有企業興旺發達，才是勞動者崗位穩定，收入增加，實現體面勞動的最為有力保障。這點身在企業的勞動者的體會遠遠勝于政府官員，尤其是陷入困境的企業勞動者對于所在企業走出困境的愿望，更是遠遠勝于政府官員，所以政府官員不必擔心推行工資集體協商不利于企業擺脫金融危機的影響。勞動者有與用人單位進行工資集體協商的強烈要求，當然有與企業共建共享動機，但是不能排除他們了解企業與企業共克時艱的愿望。

在理論上講，政府在勞資雙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中應當是中立者與推動者的角色，但是其態度如何，對于工資集體協商影響甚大，凡是對于這項活動持有疑慮，重視不夠的地方，這項活動的開展一定沒有什么實質性起色；凡是對這項工作高度重視，并制定有關政策予以指導、支持的地方，工資集體協商活動就開展得比較順利，就有力促進了當地的社會和諧。比如遼寧、河北等省政府都制定了推動工資集體協商的政策，并且將工資集體協商的推進情況納入了對下級政府的考核內容，所以這項活動推進的力度比較大，成果比較明顯。

在長期的實踐中，資方認識到了勞資合作對于企業發展的重要性，并且實踐已經反復證明開展工資集體談判最終不僅不增加企業負擔，反而有利于企業在發展中獲取更高的利潤。在法理層面講，勞動關系當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在勞動權利義務的確定上他們具有平等的話語權，工資集體協商正是這種當事人法律地位平等的重要體現，只不過是勞動者方將這種平等的話語權集中起來行使而已。

時代的進步與發展，必然要求提高勞動者的社會地位，勞資關系由傳統的雇傭關系向合作關系轉變，由勞動者對于企業的依附、順從關系向平等、協商關系轉變，這是社會發展的大勢所趨，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也是工資集體談判能夠成為協調勞動關系世界通例的深刻原因。

作為企業所有者與經營者，應當具有長遠的眼光，趕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主動與勞動者方進行工資集體協商，摒棄過時的“一言堂”。換位思考有利于老板認清工資事宜由自己說了算定式思維的不當。勞動者是自己擁有的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的所有者，其對于勞動報酬——勞動力的商品價格當然應當具有議價權，這是再淺顯不過的道理了。

進行工資集體協商不僅有利于勞動者，同樣有利于企業，并且企業可能是更大的贏家。推行工資集體協商必須消除用人單位對于這項活動增加經營成本不利于企業的誤解，經營者誤解不除，這項活動難以深入開展下去。而消除經營者的有關誤解，只能以事實說話，別無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