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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成都職業打假人劉江涉嫌敲詐勒索一案在重慶萬州區法院開庭審理。劉江被控以舉報電視臺播發虛假廣告為由，敲詐勒索全國300余家電視臺，金額共計242萬元。媒體稱本案審判導向對于職業打假人群體具有標本意義。庭審吸引全國各地大批職業打假人前往旁聽。（12月4日《京華時報》）

　　竊以為所謂的職業打假人，很難說得上有正義的成分，他們首先是基于牟利的沖動，利用的是《消費者保護法》購假索賠的武器，在發現虛假廣告的基礎之上，故意購買其產品，然后向電視臺、經銷商索賠，并非從根本上想致假冒偽劣于死地。比如，個案中的成都職業打假人劉江，對待索賠的規則即是一旦索取到錢財后，不管對方是否整改，都承諾一年之內不會再舉報，應該說這樣的規則很有可能是職業打假中普遍遵循的準則。

　　職業打假人得到公眾的普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公眾對假冒偽劣的痛恨，以及治假無力、訴假無門的無奈，從而把職業打假人當成了治理之中的一條“鲇魚”，傾注著維護正義的某種期盼。事實上，職業打假人的出現并壯大成為群體，并不能給全社會的打假帶來本質的改觀。相反，他們還成為了制度打假與公共管理闕如的強力證明。

　　比如，個案中劉江在2010年短短的一年時間內，全國300多家電視，因涉嫌播放虛假廣告，而被打假和索賠。那么，如此廣泛而大張旗鼓的做廣告、售假藥，當地的監管部門為何置若罔聞，而讓一個小小的劉江安坐一隅，遍索天下呢？很明顯，當地的監管部門不是發現不了“假”，而不愿意去“打”，或者出于某種原因“打”不下手。由此，不由得想起杭州市食品藥品質量監督局江干分局，在假藥商與高敬德“私了”協議上的公章里，不難看出一些監管部門對假冒偽劣的幾分曖昧。

　　審判職業打假人劉江，其是否涉嫌敲詐勒索，自有法律作為準繩。不過，不妙的結果對于職業打假群體來說，有兔死狐悲的感覺；甚至，不妙的結果還會破滅公眾痛恨假冒偽劣最后“精神勝利”上的希望。職業打假人的壯大，與假貨的泛濫有著一樣的土壤，都是制度缺少對“假”零容忍，以及公共管理“假打”之下畸生的產物。建立在功利目的上的打假，時不時地刺中售假的要害，觸動監管的傷疤，行為上的失范，便可能陷入萬劫不復的地步。

　　職業打假人的存在，本就是社會公共管理環境不良生下的怪胎，審判職業打假的同時，更該審視職能中的“假打”，否則單純追求司法上的公正，還會帶來公眾“親者痛、仇者快”痛楚與不安，悖論的背后便是更為荒謬的社會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