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考試培訓網

 　　每到年終歲尾，農民工討薪問題就會成為的社會焦點。今年亦不例外。日前，人保部有關負責人表示，從根本上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最重要的是加強立法，盡快制定、出臺《工資支付保障條例》。同時，加大執法和懲處力度，盡快出臺“欠薪入罪”的具體解釋和操作辦法。

　　自從今年2月《刑法(修正案)》將惡意欠薪行為入罪，公眾一片喝彩，農民工也充滿期待。應該說，這種期待有著頗為充足的理由。眾所周知，自從“酒駕入刑”以來，酒后開車的人大為減少，刑法的威懾性得到了極大發揮。若是順著這一邏輯，“惡意欠薪”同樣應該得以根治才對。

　　但事實顯然沒有如此簡單。不時見諸報端的欠薪新聞提醒我們，及時立法不易，有效執法更難。與各地頻頻查處酒后駕駛、以及高調傳播的“高曉松案”相比，“欠薪入罪”以來，只有廣東一位老板以“惡意欠薪罪”被究刑責。其中的原因，恐怕絕不僅僅是欠薪的老板太少。

　　正如有人指出的，目前的“惡意欠薪罪”仍然失之籠統。根據刑法修正案，只有惡意欠薪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才構成惡意欠薪罪。那么，什么是“情節惡劣”?具體判定標準是什么，是數額還是人數?如果類似的標準明確，那么打“擦邊球”的概率就會大大增加。尤其是面對力量懸殊的勞資雙方而言，相較于農民工的維權成本，老板更容易找出各種借口、甚至疏通各種關系逃避罪責。

　　因此，正如人保部有關負責人所言，要盡快出臺“欠薪入罪”具體解釋和操作辦法。然而，在此之前有關部門是否就毫無辦法呢?既然廣東可以對惡意欠薪究責，其他地方為何不可呢?

　　“農民工來到城市打工，是天然的弱勢群體，靠他們自己維權難上加難，政府必須站出來，義無反顧地為他們撐腰。”一位公益律師的話道出了問題本質。事實上，“欠薪入罪”的最大意義，不僅在于發揮刑法的威懾力，更在于強化了國家責任。就此而言，關于當前的欠薪問題，從根本上還是要考慮如何通過國家力量，平衡勞資雙方的權益問題。就此而言，對那些真正的惡意欠薪，不僅要追求老板的刑責，同時也要對執法不力的人員問責;對那些因為客觀原因不能支付工資的用人單位，則可以發揮工會等部門的作用，同時不斷健全工資支付保障體系。只有秉著同一宗旨，多管齊下，欠薪問題才不會年年成為頑疾。